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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广播改革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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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人在北京21
乘风破浪的广播改革领头羊
——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吕浩才
□ 本报特约通讯员 莫伊然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黄振勇(左)和吕浩才(右)手持其创作的书法作品《临江仙词·人民战疫必胜》
 

个人简介

吕浩才,男,广西平南人。1972年5月至1998年3月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当过编辑、记者,职称为主任编辑;曾任电台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电台常务副台长;1990年后任电台台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1998年4月调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1999年3月调北京市文联,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08年正式退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广播电台面临重重考验,陷入发展泥沼。而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名老将勇当领头羊,坚定地将时代需求、人民需要与广播工作贯通融合,改革创新,乘风破浪,一往直前。他就是曾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书记、台长,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的吕浩才,是他让北京电台“回暖”,让人们听到了更多元、更响亮的北京声音。

面对内忧外患,老将寻路改革

1970年,吕浩才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不久,遇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招新纳贤,便“误打误撞”地进入电台工作。他先后进入通联组、新闻组、农村组,负责联系通讯员、登记来稿信件等基础工作,跟有多年编辑经验的“老师傅”学习编写稿件、采访、录音,也曾接手《对郊区农村广播》节目,成为电台栏目的幕后工作人员。在一次次联络、采访、编稿等工作“实战”中,他的笔锋和思维得以千锤百炼,愈发成熟。同时,这些基础任务也使得他对于电台的运行模式、工作方向都有了大致把握。

在先后任北京电台农村部副主任、主任,主持部门编排、播报和人员管理等工作后,1990年吕浩才任电台党委书记、台长,开始正式主持大局。而此时,正是行业形势风云变幻之时——一方面,市场经济浪潮波涛汹涌,新闻媒体竞相争夺市场先机;另一方面,电视迅速崛起,不断撼动广播的优势地位。不仅“外患”不断,“内忧”也接踵而至。当时北京电台创收非常有限,经济上的困境日益突出,人才流失严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不适应广播的发展需要。再者,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电台无论是收听方式还是节目内容都不尽人意。在固定时段内,听众无法自由选择收听内容,要找到喜欢的节目更是难上加难,而且电台广播都采取录播形式,互动性较弱。

面对如此局面,吕浩才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最终提出了以建立专业化系列台为龙头的全方位改革方案。他当时给自己定下总要求,即“要迈小步、迈稳步,最终求大步;不冒进,不急进,而是稳中求进”。

为了搞好这次改革,吕浩才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调研。他积极了解兄弟省市电台改革的成败得失,吸取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年的调查经历,他仍记忆犹新:“在调查中,广东省电台的改革实践让我耳目一新。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不过,他们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当时,广东省电台专程派人到香港电台学习,筹建了“珠江经济台”。这个台摒弃了以往生硬的录播传统,创造性地采取了专业板块、主持人和直播热线相结合的模式,大大增强了专业性、互动性,为此吸引了很多听众,一举成功。

新模式虽好,但能不能用则成为新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吕浩才对此作了一番详细解释:“首先,这种即时直播模式很容易半路‘出岔子’,正确性、安全性无法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位于首都北京,广播是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重要一环。广播改革必须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怎么办?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解决。”

除了对外“取经”,吕浩才还在电台内部召开会议,了解干部职工的想法,听取他们关于电台运行、人事选拔等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他还积极做好沟通汇报工作,努力争取广播局领导,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牢固基础。

掀起改革热潮,

谱写“春天的故事”

经过多次调研和分析后,“先试点、后铺开”这一方案获得了吕浩才和电台其它领导、职工的一致认同。这一方法不仅能有力保障改革顺利推进,同时也符合“稳中求进”的基调。在此背景下,北京经济台便应运而生。这是北京电台的第一个专业化电台,同时,也是这次电台改革的试点工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步。

然而,迈出第一步并不容易,资金和新设备短缺、运营模式如何改变等许多问题都亟需解决。为此,吕浩才多次前往市财政局汇报,最终借得80万元资金,为新机房的筹建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而在运行模式上,电台内部最终决定借鉴珠江经济台的经验,采用新型直播方案,至于潜在的安全风险,则通过提升技术、培养新型人才等方法进行化解,从根本上降低问题发生概率。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吕浩才和全台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北京经济台在1990年8月6日正式试播。

新电台创新内容和形式,很快引起轰动,大获成功,如《星期三热线办公》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节目与“市长热线”类似,会有各级领导到场“坐镇”,解答市民问题。由于节目创新性强且办得出彩,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区县政府和市直局领导纷纷前来接听热线,同时,广大听众通过热线联系和来信来访达到1000多件次,解决问题800多件,甚至有些长时间未得到解决的“疑难杂症”,也通过热线办公得到圆满解决。

经济台的成功试播,让大家看到了北京电台的未来和希望。不过,电台接下来怎么走?怎样在坚守政治阵地的同时,兼顾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吕浩才前思后想、左右权衡,决定在经济台试播了两年后的1992年,在北京三元宾馆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此次“三元会议”作为北京电台改革的标志,直到今天还常被人所提起。在会上,吕浩才作为一台之长,提出了两项极具前瞻性的重要计划供大家讨论:“我首先提出电台各项工作要与时俱进,合理创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其次,在总结经济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争取在两到三年内再建起6个专业台,并进行人事、财务等各方面改革,一举改变电台的落后面貌。”

最终,会议通过了电台总体改革方案,还一致同意此次改革最终要形成以新闻台为龙头、系列化专业广播新格局的总体目标。可以说,“三元会议”决定了北京电台的改革发展大计,明确了改革方向和发展道路,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动员会、一次集思广益的“诸葛亮”会,更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誓师会。

“三元会议”后,改革热潮迅速席卷北京电台,建立系列台的工作全面铺开,速度加快。1993年,新闻台、音乐台、儿童台、交通台相继诞生,到1994年,文艺台、教育台接连开播,形成了“七足鼎立”的强盛局面。改革逐渐步入正轨,好消息接连不断,一方面,电台经营创收连年增长,增速迅猛——1993年创收1528万元,到1994年达到2894万元,而1997年,也就是正式改革5年后,收入高达1.2亿元,电台成功摆脱经济窘境;另一方面,电台的听众数量飙升,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言:“北京平添了许多广播迷”,京城广播迎来明媚的春天,谱写出属于自己的“春天的故事”。

吕浩才将改革思路、工作经验撰写成多篇文章,其中《关于广播改革的几点思考》被评为中国城市广播论文一等奖、全国广播电视学刊优秀论文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加快“两个转变”中谋求发展》获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二等奖。

热心公益,

继续在宣传文化战线奋斗

在北京电台工作了近26年后,吕浩才于1998年4月调至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任局长、党组书记;1999年4月调入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03年1月,当选北京市政协常委,继续在宣传文化战线奋斗,在文艺领域耕耘。

退休后,吕浩才主要专注于书法领域的学习、创作。其实,他自小便习书法,即使在世事纷扰、公务缠身之时,也时有佳作问世,作品曾参加多场展览,也曾在《人民日报》《东方画刊》《华夏纪实》等报刊发表。他的书法内容大多与公益事业有关,作品也多用作公益宣传或捐赠。例如在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为了宣传医务工作者的崇高精神,他创作了一幅内容为“悬壶济世敬伟业,临危不惧显精神”的书法作品,被《人民日报》刊发。此外,他还参加红十字会作品义卖活动,帮助重病儿童筹集医疗费用。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吕浩才创作了《临江仙词·人民战疫必胜》,以表为抗疫人员加油打气的拳拳之心。

在采访中,提起广西的广播事业,吕浩才说:“家乡的广播事业今非昔比。广播的优势无可替代,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网络不断发展和手机广泛普及的新形势下,广播如何与新媒体融合,如何借助科学的新成果把网络的优势、手机多功能的优势集合起来。总之,面对新时代该如何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广播人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当然,我也坚信,家乡的广播人会找到更好的答案。”

对于如何利用电台弘扬广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这一问题,他提出:“要弘扬、发展广西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比如壮文、壮语,我认为广播电台可以发挥传得快、传得远、方便普及和收听的优势,举办相应的专题节目,并常办常新。广西,已经叫做广西壮族自治区,说明党和国家对民族自治的重视,作为自治区领导也一定会更重视壮文、壮语的发展,建议在一定的场合,也要带头讲壮语。要发挥壮语、壮文应有的作用,只有用起来,才能发展起来!”最后,这位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壮乡人坚定地说:“我爱家乡,我爱广西,祝愿广西繁荣昌盛!”

广西民族报社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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