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江南北、城乡各地与往年大为不同。近段疫情形势趋缓，趁着雨过天晴，难得风和日丽的周末，笔者来到南宁市北郊老虎岭水库边踏青，寻觅广西壮文工作机构负责人汉族老哥姚冕光先生的荒冢。

2007年，也是人间最美四月天。我曾与知名壮侗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导覃晓航教授等人前来拜祭。此番前来，又是一次心灵的洗涤与激荡。内心感念那些曾参与拉丁壮文创制、研究，一辈子致力于推广、应用壮语文的汉族前辈、老师们。

来自北京的语言学家

在拉丁壮文创制工作中，从北京来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罗季光、王均等汉族专家可以称得上是开路先锋。

袁家骅，汉族，江苏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汉语研究所主任、中文系客座教授；罗季光，汉族，湖南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均，汉族，江苏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客座教授。1952年，他们三人来到广西，会同广西的壮语调查工作队，分西、北、南三路组成三个调查组对47个壮族聚居县进行壮语调查，拉开了壮文创制工作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初期，桂西、桂西北、桂西南地区基本上还没有供电，交通也很不便，不通火车，汽车最多也只能到达县城。专家们每次下乡调查都是跋山涉水，汗流浃背。他们白天到农村找人记音，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整理资料，直到深夜。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们一个词一个词地听，再用笔一一记录，工作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袁家骅、罗季光、王均三位专家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可他们带领的语言调查工作组绝大部分队员都是新手，有的大学刚毕业，没有实践经验；有的还是在读大学生，缺乏基础知识。所以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他们亲自动手，手把手地教。开始调查时，专家们自己先听和记，逐渐摸索出基本的门道；调查结束后，又要审核是否还有差错，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在工作中特别尊重壮族的知识分子，和大家同吃一锅饭，同住简陋房，一同讨论壮语词汇，一点架子也没有。大家尊称他们为“先生”，他们叫大家“同志”。

袁家骅先生一生潜心研究壮语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桃李遍天下，著作等身，是我国民族语文事业的巨匠。他1980年去世，享年77岁。罗季光先生同样毕生投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1978年去世，享年64岁。王均先生2006年去世，享年84岁。1957年国务院批准《壮文方案（草案）》后，他继续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潜心研究壮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同韦庆稳先生再到广西作壮语补充调查。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创建《民族语文》，任副主编。1980年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壮文推行后，他还参加《壮文方案（草案）》修订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并一直关心壮文工作的进展。1984年至1990年先后任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届壮语本科班、硕士、博士研究生班的学生和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民语委”）的不少前辈同仁都曾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是壮文情缘最长的汉族专家。

专职副主任姚冕光

在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54年7月23日，时任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更名桂西壮族自治州后任州长）的壮族老红军覃应机同志，主持建立了由其兼任主任委员的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民语委的前身，以下简称“壮委”），并提议上级任命时任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局局长的姚冕光同志为壮委主要领导。他的积极建言得到了广西省委和党中央的重视，同年9月，政务院任命姚冕光同志为壮委专职副主任。

姚冕光专职副主任是壮文战线备受称赞的好领导。他是汉族，四川省安岳县人，之前是艺术院校的优秀大学生。他从1930年起在家乡四川安岳参加地下党工作，随后受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上海，经受过两年拉黄包车为掩护开展地下联络的磨炼后，由党组织安排到广西组织抗战与解放战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百色地区行署副专员、自治区（州）民政局局长。接到政务院任命后，他欣然走马上任，迅速组织起一支由上百名各省汉族大学毕业生和广西本土壮族知识分子组成的省（州）壮文工作队伍。

姚冕光专职副主任有较强的组织协调与统筹能力，较短时间内，省（州）壮委这一组织机构得到了充实、健全。壮委下设办公室和5个业务组，即秘书科、人事科，编译、词汇、语法、文艺和推行等5个组，总人数约 140人。他及其他壮委领导将省（州）壮委管理得井井有条，同志们都对他尊崇备至，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还主持筹建了编译室、民族出版社、《壮文报》社、桂西壮文学校等四大壮文工作机构，并将从上海迁来的一个印刷厂升级改造为广西民族印刷厂，该厂是当时广西最大、实力最强的印刷厂，专门为壮文推行服务。至1956年7月，已初步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壮文工作领导体系与工作机构，保证了壮文的学习推行使用。

姚冕光专职副主任多才多艺，是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第一批省级文联会员，他的诗作《柳江上的木排 飞啊》曾广为传诵。他在省（州）壮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开展对壮族文学的探索与研究。1956年3月19日，在桂西壮文学校首届开学典礼上，他热情地朗诵了一首新诗《祝桂西壮文学校成立》，赢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姚冕光先生担任省（州）壮委专职副主任后，一直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忘我操劳，加上“地下”抗战和解放战争生涯长年艰苦工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56年秋天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仙逝于桂西地区医院（今广西民族医院），年仅48岁。

难舍壮文蔡培康

根据党中央、政务院的指示精神，1951年6月11日起，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族学子陆续齐聚中央民族学院求学、研究。其中，汉族学生，如1951级壮语研究生班余晖、李树森、严子玉、张恩享，1952级壮语本科班范宏贵、舒化龙、谢志民，1953级壮语本科班蔡培康、罗滔等，以及同期来自广西壮乡的壮族优秀青年教师，如韦庆稳、张元生，优秀年轻学子如韦星朗、黄元渭、吴超强、潘源洞等，也参加了壮文的创制工作。

蔡培康1934年9月出生在南宁市区的一个汉族家庭，1953年他考上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壮语班，1957年毕业后到桂西壮文学校任教；1980年自治区党委恢复壮文推行工作后，他到自治区民语委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专司研究壮语文。其间，他和来自陕西的李树森、严子玉，广西宾阳籍汉族同事余晖，以及其他8位壮族同仁合作，艰苦奋斗4年，编纂出版中国第一部古壮字字典——《古壮字字典》。因成绩突出，1988年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表彰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1990年，他和家人移居美国纽约。壮语文不再是他从事的工作，但已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初到美国的头10年里，他曾做杂工、清洁工，虽然每天辛苦忙碌，但从未停止用壮文写作，还坚持给《广西民族报》《三月三》（壮文版）投稿。1990年10月，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举行，他自费参会并宣读论文《古壮字字典的编纂》，引起与会学者极大关注。

如今，蔡培康全家已入籍美国，并在纽约生活了整整30年。说起令他骄傲、难忘的事，话题还是离不开壮文、壮歌。比如他和壮族太太黄仁美多次在纽约进行公益表演，他唱壮歌，太太伴舞，获得中外观众称赞，相关视频画面曾通过纽约一家中文电视台走进千家万户；他还别出心裁地制作了10多张精美的武鸣古壮歌卡，或打印出来免费派送给亲朋好友，或发到网上，卡片图文并茂，上附壮汉两种文字对照歌词，令人过目难忘。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前夕，蔡培康用壮文写了8首五言勒脚山歌，表达一个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无尽深情。经《三月三》杂志社总编辑覃祥周先生汉译并投稿《广西日报》，深深打动该报编辑和总编辑，同年9月27日在《广西日报》头版刊发。

客家“壮人”罗滔

罗滔是蔡培康中央民族学院壮语班的同学，1934年3月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一个客家人家庭，年幼时亲历战乱与逃荒，目睹尸横遍野，让他倍加珍惜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安定的生活。1953年夏天高中毕业，他主动报考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壮语文专业，立志要学好壮语文，为国家和壮族地区服务。1956年到武鸣县双桥镇平福乡那内村实习时，天天向村里的男女老幼“牙牙学语”，终于讲得一口流利的壮语，还学会编唱壮语五言七言勒脚山歌等。1957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桂西壮文学校（1958年更名为广西壮文学校）当壮语文老师。这个风华正茂的客家青年才俊，缘定壮文，情定壮乡，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壮语文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直到“文革”中期1971年下半年，广西壮文学校中断办学，他被就地遣散分流到武鸣县两江初中改教初中语文课程，后因种种原因，又安置回到福建龙岩老家。目前在厦门市颐养天年。

罗滔先生65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语言类文章200篇。其中壮乡题材的汉文散文诗歌50多篇，发表在《广西民族报》《三月三》上的壮文山歌和壮语文相关论文近20篇。处女作《欢呼壮文的诞生》，代表作《壮人永跟毛泽东》。

今年元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罗滔先生有感而发挥笔疾书，先后用壮汉两种文字创作《Daeuq Raqyak》(斗瘟神）《Cienzminz Dwk Raq Goeng Huangloet》（全民战“疫”绝世功）《Canghyw Husw Dwkhingz Ma》（抗疫英雄凯旋归）等多篇文章，发表在《广西民族报》《三月三》等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