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平常的夏日早晨，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呼喝着叫我们早起。那天我是被嘈杂的声音吵醒的，翻身下床，来到堂屋里，我看到三叔四叔大伯几个人在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着什么，我从他们严峻的神情里觉察到有非同一般的大事要发生。奶奶把我们姐弟几个拉到一边，悄声叮嘱，都别吵闹，你爸的右边眼睛，怕是要瞎了。

怎么会呢？父亲昨晚上还去下夜钩。下夜钩是他每晚都要做的事。天黑透时他都要背着鱼篓到青马河去，鱼篓里装有一百多个短棒的渔钩，他要给每个鱼钩都勾上蚯蚓，然后根据水势和他摸索出的经验，把这一百多个鱼钩安放到可能有鱼出没的地方。做完这些，夜已过半，他回家睡一小觉后得赶早起，他得赶在第二天出工前把夜晚下的钩逐一收回。他的运气时好时坏，有时能收获超过半篓的鱼，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

这会儿，父亲常用的那个鱼篓丢在门檐下。他分明刚从青马河那边回来，他的眼睛怎么了？

奶奶没有骗我们。父亲的卧房门半掩着，他侧身朝里躺，身子裹在单被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不敢靠近，更不敢喊他一声。

大伯和叔们商量后拿定了主意，决定把我家猪栏里的那两口正在长架子的猪卖了，让父亲到百色去医眼睛。

父亲第二天就动身去百色。他说有一边眼睛还看得见，只要一个人去。

没过两天，父亲就从百色回来了。那天我刚放学回家，推开门，突然看见父亲就坐在他常常坐的堂屋椅子上，我喜出望外，说：“爸你回来了，眼睛这么快就医治好了吗？”

父亲似笑非笑，那种我读不出什么表情的复杂的笑。他没有回答我，待我们姐弟几个到齐，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纸包，纸包里居然是牛耳朵饼！他仪式感十足地把饼分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是那种有着两种不同纹路的弯扭得像耳朵的饼，要知道这牛耳朵饼在当时的乡下可是稀罕物，我们都如获至宝。

香香甜甜的耳朵饼吃过，我才从母亲的嘴里知道，父亲根本没有医治眼睛。带去的钱远远不够，窘迫的境况让他变得很现实，他进医院只是问价钱，后来连检查都没检查就打道回家了，他自己舍弃了治病，他选取了听天由命。

从医院出来后，父亲来到一个饼摊前，他突然变得阔气，一口气买了一大扎的牛耳朵饼。那时还小的我，丝毫没觉得他的“舍”有什么不妥，安然甚至贪婪地享受着他用“舍”换来的东西。

“舍”带给父亲的长期折磨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他得时时提防另一只眼睛也会病变。父亲曾读到高小毕业，粗通文字，他知道双眼同源的说法。父亲自己买来医书研究，用各种土法试着治病，当然收效甚微，他最后也彻底地放弃治疗了。

他还得去下夜钩，只是下钩的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他认为左边眼睛的突然失明，可能和长期熬夜导致的视神经疲劳有关。可他又不能不熬夜去下夜钩，那时养家的门路不像现在多样，他只能“取”他擅长的这种方式。

当渐渐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取与舍，其实都源于对家庭和子女的爱与责任。当我有能力给父亲医治眼睛的时候，他的右眼已经完全失去了医治的机会。这，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