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并策划“悦心·读书会”，对我来说是批评写作的延伸，是一种从书斋式批评走向活态式批评的尝试。同时，作为公益活动，读书会为营造八桂书香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从2017年到现在，在自治区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我策划并主持了30多期读书会，邀请到杨映川、朱山坡、严风华、李约热、陈肖人、陆辉艳、锦璐、黄鹏、王勇英、王云高、谢凌洁、四丫头、伍迁、庞白、杨仕芳、潘大林、潘红日、海马、黄少崇、水纤纤、叶华、周耒、小昌、罗南、非亚、林虹、韦晓明等作家到自治区图书馆“悦心·读书会”现场，与自己的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之所以作出这种尝试，是因为批评话语和批评模式逐渐走向僵化，文学批评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我认为，批评的意义就是让文本得到尽可能彻底的阐释，让文本潜藏的各种可能性得以充分的敞开。通过图书馆搭建这个交流平台，目的就是为了把文本交给范围更广泛、层次更多样的读者，把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纳入到批评体系中，在读者与作者对话的现场中建构多层次的批评话语。这个意义上，活态批评不是封闭的、单向的、静止的文本内部的交流，而是开放的批评，是多向度的批评，是动态的批评，是原生态的批评。

活态批评的开放性是指读书会上的交流可以全方位展开，读者与文本、读者与作家、理想读者与一般读者、初级读者与高级读者，多种类型的审美主体聚焦文本，在碰触交融中生成新的话语空间。可以肯定地说，这其中不乏带有真理成分的火花，多向度的交流与对话是活态批评的最大优势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月一次的“悦心·读书会”为批评话语的多向拓展提供了最佳场域。

推介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是“悦心·读书会”的一大亮点。在30多位受邀作家中，黄鹏、杨仕芳和韦晓明等是以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推出的。从民族题材和民族身份的角度切入作家创作姿态、创作心理，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心理和经验，向读者大众呈现当代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和心灵史，是我策划少数民族作家系列读书会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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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第13期“悦心·读书会”推出壮族诗人黄鹏诗集《世纪阳光》。主题是“建构精神家园的‘阳光歌者’——从黄鹏诗歌看民族诗人的理想追求”。黄鹏是广西壮族诗人当中辨识度很高的一位，他被誉为“阳光歌者”，从第一集《阳光地带》我们看到，“中国前进”“中国道路”“世纪阳光”等诗篇都表现出诗人一种内心的强大、一种超越自我的豪迈之情。黄鹏的诗歌没有无病呻吟的倾诉，而是充满了阳光的明媚和温度以及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倾注了诗人对中华大地，对广西本土，对壮族同胞的深情。黄鹏诗歌在节奏上非常明朗，思想内容是阳光向上的，有一股正气凛然流溢其间，凸显出时代主旋律。向古典诗歌致敬是他今后的探索方向。黄鹏的微信朋友圈经常会发布一些唐诗宋词，透露出他倾向古典的审美情趣，对中国诗歌传统存有敬畏之心。他认为，诗歌应该回归到古典诗歌的原点，今后创作将着力于古典意境与现代新诗相结合的艺术探索。应当说，把古典诗歌元素与民族文化元素进行融合，也是当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新鲜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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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第20期“悦心·读书会”推出侗族作家杨仕芳小说集《而黎明将至》。杨仕芳以“寻找一种突破精神重压的方式——从《而黎明将至》看民族作家如何构建故事”为主题与现场读者进行交流分享，杨仕芳的中篇小说集《而黎明将至》以侗族地区文化生活为背景，着重挖掘底层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乡村伦理、道德等层面探寻侗族乡土的精神谱系。读书会上，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莫付欢说：“杨仕芳作品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后现代写作风格，读他的小说我觉得很有时代感。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读懂他背后蕴含在一些小人物身上的精神世界，也要能够体会得到他这种写作手法的独特性。”作为侗族作家，杨仕芳没有把审美视点直接对准侗族“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对他来说，这些民族风俗是浅层次的侗族文化。杨仕芳表示：“不管我怎么写，怎么努力除掉小说中的侗族的元素，写出来的作品依然还是侗族的东西。因为我表现出来的就是侗族人的性格，侗族人的人性，侗族人对世界的关怀与慈悲。这个东西在血液里流淌着，改变不了。”可见，杨仕芳的叙事雄心是通过现代手法开掘三江侗族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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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第36期“悦心·读书会”推出苗族作家韦晓明中篇小说集《空谷》。本期主题是“绝地反击：苗族心灵史的审美呈现——从韦晓明中篇小说集《空谷》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韦晓明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画出苗族人“绝地反击”的民族心路。这部小说集以作者长期生活的桂西北大苗山地区为背景，呈现了大苗山地区的世情百态。由于作者厚实的生活体验的融入，关于苗族各类人群的心理描写颇见功力。尤其是底层人物形象的刻画生动有力，他们善良朴素，充满了智慧。吊脚楼、风雨桥等苗族先民创造出来的艺术杰作，充分彰显了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苗族同胞追求上进、有远大抱负并具有天生的反叛性格，不管遭遇何等艰险，他们都从不妥协，典型的如《空谷》中的董福光。他们虽然做着某种形式上的抗争，但那种抗争与妥协基本没什么差别，其结果依然归于沉闷。从精神源头来看，苗族的反叛与抗争源于一种无奈的现实，一种被边缘化的心理。根据韦晓明的描述，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苗族在当下处境不容乐观，呈现一种略显没落的发展态势。在这样一个心理基点上，绝地反击，重塑梦想，就成为韦晓明苗族系列小说的审美目标。

韦晓明谈到，从先前的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是因为散文这种文体适合对苗族民风民俗的描写和呈现，但不足以承载他对广西苗族人文风貌和文化心理的整体性表达。他希望写出苗族发展的心路历程，而不光是展示服饰、方言等表层的民族文化。在写作中，作者对本民族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说：“融水大苗山的父老乡亲不向命运低头，为改变命运、改变现实而进行的种种拼搏令我感动，也催我奋发，我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血脉相连。”同时，对苗族同胞身上的性格弱点，作者也能洞察秋毫。“因为生存的艰难，苗族人会出现一些很负面很消极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我创作中不能回避的，我必须在小说中呈现出来，以引起我的同胞们足够的注意。”从这段话来看，面对自己的民族，不溢美，不夸饰，客观真实地展现苗族文化史和心灵史，应该是韦晓明小说创作最本真的审美诉求。

作者简介：王迅，青年学者，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自治区图书馆“悦心·读书会”主持人，曾在多家核心期刊发表过文章150余篇，出版过4部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