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苗族作家韦晓明的散文《父亲的项目》，我沉浸于他对往事的深度回眸中。他好几篇文章里深情描写的父亲，是个爱憎分明、棱角凸显的人，这父亲就像他亲手种下的那一大片杉树、松树和竹林，举起了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

韦晓明记忆中的人和事，凭借文章这个载体而得到了存在与复活。他的散文，并不着意于强化绵密的叙事性，抒情性而非抒情式的文字才是他的压舱石。这得益于他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对苗岭的一往情深。我们与故乡，总是在相互保管、相互赠予之间，构成了最深的和解与释然。韦晓明老老实实地写，在激情、思辨与叙事之间徜徉，他没有刻意地“反抒情”，更没有标举“反价值”。他来了，他看见，他说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散文正写方式。

当很多散文家依靠修辞的雪橇，已经冲刺到散文的域界之外时，我们不妨又回头看看，回到原初的散文，即最为基本的散文，才发现修辞带领着当下的散文，已经忘情地走到了人迹罕至的野地，背离了散文的初衷。

我曾经提出一个散文写作观：正写才是硬道理。所谓正写，修辞地说，就是拼硬功、打硬拳，而不需要摘叶飞花的神技，这里只有空手入白刃的直接；直白点说，就是一个作家自然而然地写，不一味依托繁复修辞地写，不过于倚重题材地写，不指望中心思想跳出来“指山山让路”地写……而是让事物在散文里说话或沉默，让事物液汁四溅再回到事情之中，让散文的耳朵听到事物的呼与吸。

韦晓明的散文，走的是正写路子。

比如《父亲的三次建房》《青峰巍巍特高耸》《斯人独憔悴》等，他以一系列故乡人物记，以一种“慢火”功夫，展示了自己最为深笃、也最为细致的生命之重。在《青峰巍巍特高耸》里，韦晓明这样写了劳作：

父亲吆喝着牛在前面下犁，犁尖轻轻触碰膨胀开来的厢垄土表，成球成串、长的短的、大大小小的红薯，就蹦跳着滚落到垄基间来了。跟在后面的我们兄弟几个，赶紧把红薯捡起来，剥泥除茎，按大小分别装进箩筐里，大个的抬回家，搁到楼上脱水糖化；小个的拿到河边洗干净了，晾干，晚上吃过饭，就把它们磨成粉，浸泡在水里，等大人们农闲时，捞出来蒸成薯粉，切成细条，再团成球状，晒干……

牛拖着犁铧又一次走到了地的尽头，父亲把犁尖深插进地里，让牛原地休息。他点燃支烟，默默地眺望着高而远的云际群山，久久没动。他心里此刻，一定有了很多的想法。

读这样的段落，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维系着我们生命的力量，总是那些散发着苦难光辉的细节。

《父亲的项目》当中，最为关注的是广西的地脉与地望，呈现出韦晓明的散文地理学核心体系。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一诗中感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道出了“地脉”之于牡丹是天地交感之兆。这个观点早已成为共识，但只有把共识纳入到个体命运中去体验，去反复揣摩，去反复提纯，变“共识”为“异见”，这才能获得自己的发现与叙述。散文集《父亲的项目》，其厚德而载物的写作伦理，为我们展现了奇异山地之间的跌宕历史与风俗画卷。广西的山水，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浪漫人生的孕育之地。韦晓明不言浪漫，他倾心于那些微小的事体，那些灾难，那些倒伏，那些死亡，那些在大地上留下铁蹄一般证词的清贫岁月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韦晓明在文章里多次赞美史铁生。他引述了史铁生这样一段话：“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文学或有其更为高深广大的使命，值得仰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世界。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但愿这样的话语，会成为闪烁在我们头顶的星辰。

作者简介：蒋蓝，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