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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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我这一生，注定跟纪实写作这个行当有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在念高中的我，就成了县里的通讯员，县广播站给我发了个红色胶皮通讯员证，不久又换为记者证，签发机关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这证件，我至今还保存着。倘若再往前数，则在刚上初中时，也当过一阵子“记者”的。那年按上级命令，我们新安初中全体师生上了揽口水利工地，在永乐黑龙潭一干就是一个学期。

挖了一个多星期的土方，工地指挥部要求学校出一名通讯员，为指挥部广播站写新闻报道，以丰富工地文化生活、鼓舞众人斗志。写报道这个事，学校交给了我，我也不揣高低深浅，成天拿个本子在工地上颠来跑去。从此，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广播里，就播送出了我写的消息。

然而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作家，能写出《艳阳天》这样鸿篇巨著的作家。

初中两年里，我读完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柳青的《创业史》，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大量文学名著。从那时起，作家这个光芒万丈的名词，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但现实的坚硬，却令我的作家梦如此的遥不可及。

我仍旧只能日复一日地在宿舍和教室这两点一线间奔忙，其间我数度请求改行调动，要到县文联或者文化馆这类写作机构里去实现我的作家梦，上头回复说这个你连想都不要想。没办法可使了，我干脆请求到边远山乡去工作，企图搞“曲线救国”，然而最终，结局很惨烈。讥讽、嘲笑乃至恶语攻击，无一不飞向了我。直至融水砖瓦厂为闯出一条生路，决计上彩釉砖项目，组建万鹏集团公司，我的作家梦才有了一线转机。彩釉砖项目负责人三顾寒舍，力邀我出任万鹏集团政宣科长，为他们的伟大事业当吹鼓手，正式调动难度大，那就先借调吧。于是我离开县二中，到了筹建中的万鹏集团公司。于是，就有了我进入新闻行业的敲门砖——《红土地上变奏曲》。

当然，在此之前漫长的十年间，我的创作并未停止，总有诗歌、散文、小说时不时在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报刊上露脸，这一时期的作品，累加起来也有大约二十万字。

“作家的一切经历，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此话我深信不疑，但如果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有，文学创作又从何谈起呢？

在万鹏公司干了一年，正式调动连影子都见不着，《桂中日报》整版发表了《红土地上变奏曲》后，我便直接应聘到了这家报社。

形势并不乐观。改革带来的单位用人方式灵活并不等于砍掉了体制所有的门槛，《桂中日报》声明无法解决单位进编和柳州户口，融水二中也来函催逼我尽快回去。迫不得已，我向学校申请辞去公职，应聘到《防城港日报》。我不适应防城港，最终，还是回到柳州。1994年11月，《流通报》终于解决了我和妻子的调动、进编以及户口。在那拼命干了两年多，心中的作家梦又抬头，于是背起行囊，继续寻觅诗和远方。《惠州晚报》《南国早报》《广西商报》一路走来，都难遂我意，直至最后，才不得不死心塌地躬耕于柳州的《龙城教育》。

这是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邓小平南行以后，中国大地春潮滚滚，体制内外不断角力，铁饭碗日益失却原有的魅力，人人心中充满希望。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作家的冠冕逐渐褪色，而记者的名头则格外响亮起来。《东方风来满眼春》《变化》《交锋》，乃至《南方周末》的“主编寄语”这类名记者笔下的著作，都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经典。

这一时期，我写下了数百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其中尤以《世纪梦圆》《变化》《探秘柳州职教现象》等较为出色，《变化》挂上我的博客之后，著名的“三苗网”很快便全文转发。《世纪梦圆》和《探秘柳州职教现象》在《广西教育》杂志发表后，百度文库、百度学术、知网等相继收入其中。

这同时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作家光环淡漠、文学热潮消退后，大批文人这时候纷纷下海，大家见面不再谈诗，而是大谈特谈汽车指标、钢材配额。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县城，歌舞厅、洗脚房多过米铺，电影院装上了跑马机，而书店，更是早已租了出去。这个时候，我妻子还常常拿她外甥小时候极懂事，大冷天过河时脱掉鞋袜背老人下船上岸这事来教育儿子，却何曾料想得到，在街边救助跌倒老人的小伙子反而被诉上法庭这类耸人听闻的消息，已赫然上了报端。因此，回看我写的《铸魂》，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情与柔软，便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温暖和亮色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