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亲朋好友传三代

君子之交，淡如水；百姓之交，甜似蜜。

我和杨鹤楼认识，说来也挺奇怪。那年秋天，我刚从“文革”的牛栏中“解放”出来，就接到一个通知，请我到兴安灵渠参加《广西文艺》笔会。可是，那天阴差阳错，原来说是晚间十点到站，却到天快亮时才到。我一下车，只见街道上三三两两幽灵似的走着几个人。走在最后一个的，是个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高个子，提着一个手提包，上面还挟着一把洋布黑伞，看上去他不像坏人。我赶上去跟他询问去路，经互相介绍，才知道他是从德保铜矿来的，也是到《广西文艺》参加笔会。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自那以后，他每次来百色开会，都会到我家找我。三斤白菜二两猪肉包饺子，是一餐；两只田鸡，三两玉米粒，也可以喝一回酒。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有一个聊不完的话题，那就是谈文学、论诗歌，每每深夜不舍归。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又都一同调来南宁，从此往来更密切了。不知凭什么运气，他不久就坐上“直升机”，呼啦一声就上去，当了个五品厅官，还做个什么纪检书记，让人有三分畏忌。可是，他却把我当成知己，平日里称兄道弟。北京来什么文人墨客找他，他都邀我一同去接待客人。

你别看这好像只是酒肉朋友，其实真要找他帮办事，他也从来不推辞。那年，我们《三月三》编辑部才开张不久，稿件很缺。有一回，我收到武鸣县一个年轻小伙子寄来一部中篇小说。我看题材不错，有修改价值，就想约他到编辑部来改稿，但这位作者说，他没有路费来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小子是个“文革”孤儿，现在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正当我深感无奈的时候，杨鹤楼正好到编辑部找我，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他那时正好负责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叫做“处遗办公室”。他马上与武鸣县联系，只是几天工夫，杨鹤楼来告诉我，叫我通知那作者，叫他去武鸣县委宣传部报到，由宣传部安排他工作。迅雷不及掩耳，说办咱就办！

杨鹤楼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把我们这些壮家人看成真兄弟、好朋友，信得过。

四、三千诗词当酒茶

杨鹤楼怎么会爱上文学的呢？说来也很奇特。1958年7月，他在北京上大学时，在院刊上发表处女作《七一交响诗》，只是一夜之间，就疯狂发誓追逐诗歌文学。当时北大红楼边上，有以何其芳为首的文学研究所，一大批新老诗人常出没于此。杨鹤楼以诗歌爱好者身份，常参加诗歌创作活动，很快就显露头脚，同田间、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人混熟。田间还亲自为他编了一本诗选，正当该诗选要付梓时，“文革”风暴袭来，把那诗集涤荡得片纸不留。

但他并不死心。到广西工作后，他又发表他成名之作《十万大山放歌》组诗，经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发行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刊发，在广西引起轰动，杨鹤楼一炮走红。

从此以后，他诗情一发不可收拾，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在全国各地刊物大量发表诗作，出版多部诗集。还出版《神奇的宝山》《彩石情》《科学家的童年》等少儿科普小品，成为货真价实的诗人和科普作家。

他退休以后，只是几年时间，就连续出版了四部诗集，让同僚们刮目相看，佩服不已。其中有一本《古调新弹》是一本词选，我帮他整理、编选一部分作品，发现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填词能力极强，但在用韵、调节平仄等方面有所不足，影响了词的质量。因而，我建议不标词牌后，把它当成新的长短句出版，这一“推陈出新”，果然大受读者欢迎，得到各方好评。

在国学热的风潮中，他勤奋苦读诸子百家，并写下大量古体诗。我又建议，由我替他策划、设计开本、编排版面，以《国学新韵300首》为名，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后，好评如潮，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广受欢迎。

另外，杨鹤楼不但动手写诗，还会玩电脑，在网上发表诗作。短短三年，在全国各个大网站发表诗词作品600多首，其中在西安的华商网，麾下有几十个论坛，网友达数百万。杨鹤楼上网三年，发帖过万，积分近5万，顺利登上“无为无极”顶级版主，成为著名网络文学作家、诗人，有人以《诗画传情三千里》为题，写了长篇评论，全面介绍杨鹤楼新获得的成就，令我等“电脑盲”老人望尘莫及、羡慕不已。（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