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同意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60年来壮汉双语教育取得丰硕成果，为宣传壮汉双语教育教学成果，营造双语教育良好氛围，广西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和本报自今年9月联合举办纪念《壮文方案》颁布60周年征文活动，收到了大量的应征稿件。现将部分征文选登如下，其他征文将陆续在本报壮文版、汉文版刊登。

“我认为我市保护、传承壮语文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要呼吁各级政府重视壮语文工作。”2015年底的一个下午，我在手机里发现了这条信息。这对刚从贺州市委统战部调到贺州市民委任副主任、兼任市民语委主任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惊雷。

如何抓好本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我是个汉族干部，既不会讲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更不懂壮族文字，冥思苦想了几个月都理不出个道道来。这时候收到这条既有一定专业水平又有命令式口气的信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上级领导看到我工作无所作为发出的警示和责备，还是业内人士或群众提出的愿望和要求？这条短信让我忐忑不安。

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我颤颤巍巍地几次拨打那个给我发信息的手机号码，都提示“该用户已关机”。在莫名的焦虑中又过了两天，我发个“请问您是哪路神仙？在下请您多指教”的短信过去，又在不安中度过两天，不见有回音。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一个陌生手机号码拨打我的手机，我急忙接通说：“您好，请问你是哪位？”对方说：“叔叔，我是贺州高级中学1506班的覃杰。因为我们上课时间不能带手机，现在才看到您的信息。”“你是说壮语文那个吗？”“是的，是我。”“你对壮语文工作好了解啊，以后请你多指教。”我谦虚地跟他说。“指教谈不上，我是八步区南乡镇壮族人，只是对壮语文接触可能比你多点而已。现在学校准备熄灯休息了，我们明天再发信息聊好吗？”

第二天，我的手机上全是覃杰发来有关壮语文的信息。综合一下大概内容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外出务工、婚姻互通的增多，壮语文人才缺失等原因，他的家乡会讲壮话的人越来越少，平时在家特别是过年时听到的到处都是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和粤语。去年春节镇文化站举办壮族原生态山歌大赛，只有7个上了60岁的老太婆报名，台下的观众也没有台上的人多，这样下去，不用10年时间，壮话在这个有3万壮族人口的大镇将会销声匿迹……我听我在南宁从事壮语文工作的表哥回来说，我们政府大门牌匾上的壮文书写不规范，有的拼写错误，有的位置颠倒，有的字母笔画脱落……

听他这么说，我有点不知所措，便通过信息不耻下问道：“对这种现象，我们民族语文部门应该怎么做呢？”

过了一会，对方回信说：我想应该是这样吧，首先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壮文是经国家批准的法定文字，国务院颁布《壮文方案》快60年了，作为地方政府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民族语文政策法规；应在壮族地区兴办壮汉双语教育，学习壮语文要从娃娃抓起。我去信说：我早些时间就想到南乡镇调研壮语文工作了，你能抽个时间一起去吗？他立即回信说：好啊！我正好下个周末要回家拿点东西。

按约定，我们周六一早到市高级中学接覃杰，驱车两个小时来到桂、湘、粤三省区交界的壮乡——八步区南乡镇调研，所到之处都受到壮族同胞的热情接待，我们在壮家田头边、酒桌上、火炉旁倾听壮族同胞讲述壮语文的历史故事，讲述对壮语文失传的担忧，讲述他们对壮语文保护和传承的期待。回来后，我一气呵成，写出《关于桂湘粤三省（区）交界壮语文保护应用推行的思考》的论文，很快就被《广西民族报》和《贺州社会科学》杂志采用了。

根据覃杰所说贺州市法定单位牌匾壮文不规范的现象，我向市政府分管领导提出修订建议，市政府及时组织政府办、市民委、市民语委联合组成三个督查组对乡镇人民政府以上法定单位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牌匾、刻印公章情况进行集中检查。要求对牌匾、公章没有运用壮文或运用壮文不规范的单位牌匾、公章进行重做重刻，这一工作也得到广西民语委翻译处、《广西民族报》壮语文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全市310多个单位更改更换了准确、规范的壮文牌匾、公章共547块（枚）。

从此我便和壮族高中生覃杰成了忘年交，经常交流壮语文工作的想法，我们有个约定：我要在近年内让壮语文走进壮族聚居区的中小学校，他明年高考就报广西民族大学壮语文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当壮语文教师。我们期待着我们的约定都能实现。

（贺州市民委副主任、民语委主任 黎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