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明节，我总会到父亲的墓前诉说一番心里话，回想起父亲艰难困苦的一生还是会忍不住撕心裂肺的痛。

父亲名叫黎裕富，生于1919年，于1980年8月15日去世，那年我16岁刚高中毕业。父亲名曰裕富，但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富过一天。父亲3岁死了父亲，母亲在他5岁时因贫病交加，丢下他和一个两岁的妹妹含恨离去。后来两岁的妹妹被一对好心夫妇收养，可是她在十多岁时也夭折了。

父亲自小就成为孤儿，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当父亲6岁时，便去给村上的地主家放牛，地主家私塾先生的少爷看到父亲聪明好学，更多的是同情父亲可怜悲惨的身世，把父亲带到学堂里帮洗衣烧饭。父亲忙完后就趴在窗户上听课，仅一年半时间父亲就认识了很多字并写得一手清秀、端正的好字。现偶尔拿出父亲的字迹看，我们这些后辈都自愧不如。

由于各种原因，父亲离开私塾后又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17岁那年，经村里的二伯母撮合，和同是孤女的母亲结婚，第二年生下我的大姐。大姐尚未满月，为养家糊口，父亲被迫应征到武汉国民党党部当兵，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第二年父亲就弃戎一路讨饭回家，当路过衡阳时，饥饿难忍的父亲被一位地下党员相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并为地下党做过一些工作。由于顾家心切，半年以后，父亲还是重新踏上回家的归途。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本地当了干部，把全部精力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文化大革命”来临前的一年，父亲因为当过国民党兵，被套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下放农村，我便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因我前面几个都是姐姐，我的到来无疑给父亲带来极大的慰藉。农闲时，父亲经常给我讲“孙悟空”“封神榜”“三国演义”等故事。父亲下放到生产队当了队长，在那个以种稻谷压倒一切的年代，父亲却发动群众开荒种些红薯玉米，目的是不管怎样要让大家先有粮食吃，一些人因此就说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没完没了的游街批斗随之而来，父亲因此受尽折磨，最终积劳成疾。

父亲对子女管教是非常严厉的，因家里穷，我们上学时连作业本都买不起，为减轻家里的负担，稍微懂事的三姐每天逃学带我上山耙松树毛以一百斤一元的价格卖给大队糖厂。班主任把这事告诉父亲后，父亲火冒三丈，一脚将三姐踢出三米开外，又拿着手上的烧火棍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逃学了。可是，父亲对前来求助的乡亲则格外热心，哪怕家里就剩两斤米，也绝对不让人家空手而归。现在老家有个叫阿明的十七公（农村辈分大）每次见到我都说起这些事。

当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已是药不离口了，但每天还得到生产队干活。让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就发生在父亲去世的前几天，也是我参加高考后放假的时间，有一位老中医为父亲开了一副草药，并吩咐要买一只草龟煲药一起吃，这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同时要求我顺便接远嫁莲塘老山冲的大姐回来探望父亲。那天我冒着酷暑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到县城八步街找遍农贸市场的每个角落，都买不到草龟，一位好心的大妈告诉我说西湾街有草龟卖，我又马不停蹄地骑车一个多小时赶到西湾买到一只半斤多重的草龟，这时已是黄昏，正要往大姐家赶，迎面碰上了高中同学，硬拉我一起到他表哥家吃晚饭。晚饭后，又跟着他们出去玩了，赶到大姐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大姐见夜深坚持要我第二天才走。结果第二天下起暴雨，我还是用自行车驮着大姐往家里赶，还没走到新莲小学，因下雨路滑，加上车子前轮碰到一块松动的石头，我和大姐双双摔倒在水田里，等大姐回去换好衣服后，我们中午一点钟才回到家。

回到家只见父亲一改往日的病态，整个人精神焕发，侃侃而谈。并交代我如果考上大学不管家里多困难也要读，如果考不上大学去部队当兵也能锻炼成人。看到这种情形，我心中还暗暗庆幸父亲的病好转了，哪里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因那时候正值农村抢收抢种，见过大姐后，父亲便催促大姐回去插秧了，大姐则一步一回头道别父亲。大姐走后，身为大队团支委的六姐托人带话叫我去离家三公里的山楂冲和大伙一起参加“双抢”，也是想叫我去插秧多为家里挣点工分。当天插秧至晚上八点才回到家。坐在椅子上的父亲见到我后即瘫倒下去，张着嘴巴想跟我说点什么，但始终无法说出声来，眼神里充满着怜爱、无奈、期待。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为等我收工回来强忍着多少的病痛。

父亲去世后，高考因两分之差我被拒在大学门外，按当时家里条件，我也根本无法复读，那年冬天我便报名应征入伍，父亲始终也没看到过我身穿解放军军装的身影。为实现父亲希望我也能读上大学的愿望，我便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先后拿取了大专和本科文凭。

逝者如斯。父亲离开我们三十七年了，尽管父亲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刚正不阿的品质永远留存在我的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体会到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