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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陀信仰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是布洛陀文化世代传承、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壮族及其先民敬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无论是民间麽公或巫师施行法事，还是歌圩中开台唱歌前，都要设坛上香祭拜、敬祭始祖神布洛陀，诵唱赞颂布洛陀功德经文，祈求护坛保佑。在广西田阳县百育镇敢壮山、玉凤镇亭怀山、头塘镇布洛陀山和云南省广南等地，都建有布洛陀庙或祭坛，在每年传说中的布洛陀诞辰日(农历三月初七)，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其中以田阳县敢壮山祭拜活动规模最大，历史也最悠久，因而田阳被誉为布洛陀文化圣地，敢壮山为布洛陀文化圣山，山顶上的祖公祠被誉为布洛陀圣府。每年农历三月初七布洛陀诞辰日，当地乃至周边地区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敢壮山，隆重祭拜祖公布洛陀，追忆和感受始祖布洛陀开辟天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制定伦理、开拓文明、构建和谐的伟大功绩和民族精神，同时举行歌圩活动，持续三昼夜。

二、骆越及其文化

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生活在岭南地区的重要一支。在我国史籍里，骆越（又作雒越）有多种称谓，初时称“路”(音同骆)。《逸周书》卷七《王会解》中有“路人大竹” （张闻玉：《逸周书全译》，卷七，王会第五十九，27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之说。有称“越骆”，如《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中有“越骆之菌”的记载。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秦）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高诱注称的“国名”，当属前国家形态的“古国”或“方国”。有的简称“骆”，《史记·南越王列传》云:“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汉时称为“骆越”。【（西汉）司马迁：《史记·南越王列传》，册9，卷一百一十三，29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 【（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贾捐之传》，册9，卷六十四，28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晋）司马彪撰，刘昭注：《后汉书·马援传》，则3，卷二十四，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有时同西瓯连称，称“瓯骆”。《汉书·闽粤传》：“故瓯骆将左黄同斩西于王，封为下鄜候。”【（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闽粤传》，册11，卷九十五，38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关于骆越的分布，汉代以后的各类史书有简略的追述性记载。本文第三章第一节已详细论证了西瓯、骆越的起源及分布，已知骆越分布地域广阔，相当于今广西大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及越南中北部。其四至:东面至广西中部，西至桂滇交界地，北面至桂黔交界处，南至广西南部一直延伸到广东雷州半岛以至海南岛，西南面直至今越南中北部的红河流域。

在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骆越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即由前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后启汉代以后的乌浒、俚、僚、僮(即壮侗语族)。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骆越人根据当地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水源丰富、土地湿润肥沃和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稻作农业生产，包括水稻和各种亚热带作物的种植，特别是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骆越工匠掌握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器而后又开始冶铸铁器，并且应用于生产中，提高了生产力，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骆越社会从古国形态发展进入方国时代，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骆王、骆侯、骆将、骆民等不同阶层。正如《交州外域记》所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设骆王，骆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骆将，骆将铜印青绶”。

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稻作农业生产方式，造就了骆越独具特色的文化，其中以稻作文化(“那”文化)、铜鼓文化、花山岩画、干栏文化、歌舞文化、语言文化等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一系列闪耀着人类文明光华的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后来的壮侗语诸民族文化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又以稻作文化(“那”文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骆越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关系

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是两个不同时空、不同质态，但又相互衔接的文化。二者具有时空、族源和文化传承上的关联性、衔接性和重叠性。因此，对于二者关系问题，可以从其所处时空的衔接性、重合性以及族源上的发展演变和文化上的传承进行揭示。

1. 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时空关系

如前所述，布洛陀是壮族及其先民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从大江河流域文明及始祖神产生的规律、历史背景和布洛陀麽经的内容考察，布洛陀神话应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古国)时代，是先民们把集体的智慧、力量和文明创造的成果集于一位代表人物身上，奉之为始祖而崇拜之。通过对布洛陀的神化和崇拜，达到部族认同、凝聚力量、增强团结的目的。

原始社会末期(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骆越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的古国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因骆越人口多，分布广，且居地不同，所以各地部落林立，每地部落各有其活动区域范围，各自据险而守，各治生业，由于部落兼并加剧，为了增强部落力量，应对被兼并或被消灭之虞，许多相邻且有着亲缘关系的小部落联合起来，组成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部落；也有的小部落在战争中被强大的部落兼并。在这种联合或兼并过程中，逐渐形成规模或势力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崇拜的图腾，其图腾是一个部落的标志，是部落成员认同或崇拜的偶像。在《布洛陀麽经》里，有虎、鳄、羊、牛、猴、象、鹭、蛙、狗、鹿、鹅、鸡十二部落图腾的记载。进入方国时代，部落兼并或联合继续进行着。最后见诸史籍中只有西瓯、骆越两大部落。西瓯分布在今桂北地区，骆越则分布在桂南地区。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秦军的南征，西瓯和骆越两大部落或方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南征的秦朝军队。正是在这种部落兼并或部落联盟的背景下，为了强化部落的认同意识，增强部落内部的团结，抗击外来侵犯，由部落联盟(古国)逐步发展为方国，这是瓯骆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骆越部族的发展与演变，始祖布洛陀崇拜及其神话继续传承下来，绵延不断。在传承过程中，布洛陀文化不断被注入时代的内容与观念，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布洛陀的神格也不断提升，即由创世神和始祖神逐步演变为民族的宗教神和道德神，信仰和崇拜形式及其功能也更加多样化、程式化和神圣化。

《布洛陀麽经》流传的年代久远，内涵十分丰富。从其内容看，虽然主要是反映父系氏族社会或部落时代史事，但也保留有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影迹，随后又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延传至今。

如前所述，骆越是商周至秦汉时期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生活在岭南地区的重要一支，主要分布在今广西红水河以西、广西南部、西北部及桂滇、桂黔相邻地区，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及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区。布洛陀文化和骆越文化在形成的时间上是重合并且相互衔接的，即始祖布洛陀及其文化产生的时间先于骆越及其文化，可称为前骆越时期；与此同时，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穿越了骆越及其文化所处的商周至秦汉时期。因此，在布洛陀文化中，包含了骆越文化，如宗教文化、稻作文化、青铜文化、歌谣文化、语言文化等。因此，骆越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二者在空间上也是重合并相互衔接的。

2.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

在族源关系上，学者们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民族学资料的分析和多年的研究，认为骆越是世代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原住民族，是由前期即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原始人类发展而来，这已为民族学界特别是壮学界的认同。而布洛陀已被壮学界认定为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的人文始祖。那么，在族源上，骆越起源于布洛陀文化产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并随着其民族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按此逻辑推定，布洛陀应是骆越族信奉的始祖；布洛陀文化是骆越文化之根源。二者可谓是老祖与子孙辈的关系。

3. 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内涵的关系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560多万字)，收入广西右江流域、红水河中上游、桂西南以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区壮族布麽用古壮字抄写、世代流传的壮族麽教经书共29本。经文记载布洛陀造天地、造人、造万物、造土官皇帝、造文字历书、伦理道德、安排秩序、排忧解难的功绩，记录历代布麽祭祀布洛陀、收魂、禳解、除冤、还愿、祝寿、超度亡灵而举行的一系列宗教法事仪式，保存有壮族先民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古歌谣、古谚语、古咒语、古文字的历史。其中的造万物、造土官皇帝、造文字历书等内容，涉及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骆越社会及其文化。

骆越族生活的商周至秦汉时期，正在骆越及其先民从原始社会末期向文明社会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青铜冶铸业和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金属工具逐步替代了石器；稻作农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秦汉时代，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新的进步，包括优良稻谷品种的选择和培育、使用牛耕、积肥施肥、修渠引水灌溉，稻谷产量明显提高，出现了供储藏稻谷的干栏式谷仓。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金属工具的使用，干栏式房屋结构更加严密、规整。这些文化成果在《布洛陀麽经》中都有反映。如其中的造牛、造犁、造谷米、造水塘、寻水源、造房子……与这一时期骆越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面貌是相吻合的。

在布洛陀麽经抄本中，开篇均有“三盖三王制，四盖四王造；皇造立造连，皇造天造地……”的经文，叙述古时没有土官皇帝来管理，“世间就乱纷纷”，自从造出土官皇帝后，天下就有人管，社会就有了秩序。而骆越生活的商周至秦汉时期，正是其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时期，即从原始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社会，从古国发展进入方国时期，骆越内部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出现了骆王、骆将、骆侯、骆民等不同阶层。因此，麽经中叙述的所谓建立“王制”的情况与骆越社会面貌是相吻合的。

在《布洛陀麽经》中的有关叙述文字的起源和作用时唱道:古时候没有文字，没有书籍，人们做什么都是盲目的。后来，吃禾苗的蝗虫和螟虫在纸上爬来爬去，爬成了文字，并成为皇书和官书。从此土官皇帝照书治理。这种记述应是先民们对文字起源的朦胧回忆。如前所述，根据考古发现，壮族先民在骆越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文字的萌芽，在武鸣码头元龙坡周至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许多刻画符号。近年来，在平果县感桑遗址更是发现有大量石刻字符。经测定，遗址年代约距今4000年，这个年代正是骆越族形成以及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阶段。据专家研究，认为平果县感桑发现的石刻字符，应是壮族先民祭祀或占卜的记录。就是说，当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适应人们社会交往和交流的需要，文字的产生将成为必然。而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从刻画符号逐步到文字雏形，最后形成文字的发展演变历程，骆越文字的产生规律也当如此。商周至战国时期，是骆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因而开始出现了刻画符号乃至文字雏形。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后，推行封建郡县制，同时推行字同文(秦篆)，使得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向准文字发展的骆越文字开始停滞或中断了。《布洛陀麽经》中的《造文字历书》篇中叙述的文字起源的状况同骆越人创造文字的情形也是相吻合的。

4.始祖布洛陀与骆越始祖王的关系

布洛陀信仰及祭祀习俗，集中体现在民间保存的《布洛陀麽经》和各地壮族的传统习俗中。如前所述，《布洛陀麽经》内容丰富，涵盖远古时代早期文明的开创，到中古时期乃至近代壮族及其先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穿越了数千年的历史时空，随着壮族的发展而传承下来。作为壮族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英雄，被壮族及其诸同源民族敬奉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因此，壮学界专家经过深入调查与研究，认定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长期以来，广西右江、左江、红水河及云南省文山一带的壮族民间都有祭祀始祖布洛陀的传统习俗。其中以广西田阳县敢壮山的祭祀活动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仪式最为隆重，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每年在敢壮山举行百色市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以来，参加始祖布洛陀祭祀大典的人数达二三十万人，不仅有来自广西各市县的各族人民，还有来自广东、湖南、海南岛、云南、贵州乃至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印度的同源民族兄弟。始祖布洛陀信仰已得到壮族及其同源民族的广泛认同。

骆越王应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社会从古国发展进入方国时期的王者。据《交州外域记》记载，骆越人聚居的交趾(今广东西南部、广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一带，还没有设置郡县以前，已经出现骆王、骆侯、骆将……

近年来，广西一些地方依此为据，举行祭祀骆越始祖王节活动，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或困惑。因为从2005年以来，百色市就在田阳县敢壮山举行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2011年以来，有关方开始在武鸣县罗波庙举行祭祀骆越始祖王活动。两个都被冠以壮族始祖，一个民族怎么会出现两个始祖？究竟孰先孰后，孰早孰晚？关于始祖崇拜与信仰的认定，既要有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同时需要具有相应的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条件有四:一是民间有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二是要有丰富的典籍或经文作为依据；三是要有源远流长、世代传承的崇拜和信仰习俗；四是要有世代传承、供奉始祖的庙宇。这是认定始祖信仰的基本常识。按照以上四个条件比较，始祖布洛陀信仰全部具备了。经过壮学学界和少数民族古籍收集整理工作者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收集整理，在壮族民间广为流传着布洛陀神话传说，民间保存的《麽经布洛陀》卷帙浩繁，在收集整理和译注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布洛陀经诗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后者共八卷本，300多万字，是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田阳、田东、那坡县和河池市巴马、东兰、大化及云南省西畴等市县壮族民间收集的29个手抄本中精选整理而成。所以说，始祖布洛陀信仰不仅依据充分，而且有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成果作为支持，因而得到了壮族及其同源民族的广泛认同。反观所谓的骆越始祖王信仰，是近年来才由一些文化人提出来的，并分别在武鸣、宁明两地举行祭祀活动，对照上述四个条件或依据，没有一项是具备的，既缺乏骆越始祖王的神话传说，没有相关的经书作为依据，也没有世代传承、供奉骆越始祖王的庙宇和传统的祭祀习俗，更缺乏学术上的支撑。但从史实上论之，骆越王应是存在的，是骆越社会从古国发展进入方国(属前国家形态，相当于部落联盟时代)时期，出现了阶段分化，产生了骆王、骆侯、骆将等贵族阶层和骆民阶层。而从其名称及逻辑推定，“骆越始祖王”也是存在的，那就是骆越始祖。骆越始祖是何人，这就需要向骆越生活的年代往前追溯其源头。只要一追溯，“骆越始祖王”的源头，正是始祖布洛陀（祭祀“骆越始祖王”活动的策划者的初衷应是祭祀“骆越王”，然而冠以“骆越始祖王”之名，实是祭祀骆越之始祖布洛陀了）。因为布洛陀信仰大约在四千年以前已经产生，它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包括骆越人生活的时代)，随着骆越及其后裔壮侗语族的不断发展而传承下来。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骆越方国及骆越王，是对始祖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承前继后，布洛陀及其文化是骆越及其文化之根之源。因而，按时间往前追溯，骆越始祖王无疑就是布洛陀。这正是始祖布洛陀子子孙孙的共同心愿。

总之，布洛陀文化中包含的骆越文化元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择其大端述之。由此可知，布洛陀文化与骆越文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推定，骆越文化是对布洛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