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类古籍包括石刻、竹木刻、金属器铭文、陶瓷器文字，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印记。整理出版民族古籍不可忽视铭刻类古籍。

广西境内蕴藏着大量的铭刻类民族古籍，其中最大宗的是石刻。虽然，绝大部分石刻是汉文，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反映了少数民族历史和风俗民情，仍属少数民族古籍。

有的石刻反映了民族历史。如上林县洋渡村剥庙山永淳元年（682）韦敬办《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述其祖籍“昔居京兆”，后“流派南邑”“开场拓境，置州占邨”，为求“万世澄居”而“修兹六合坚固大宅”。该碑记述了韦氏家族的历史源流。离此碑不远的覃排乡石俭屯后的智城洞有万岁通天二年（697）韦敬一《智城洞》碑，极言智城山环境之秀丽，物产之丰富、田园生活之乐趣。碑文用了武则天“新字”和一些古壮文土俗字。这两方唐碑对研究壮族先民的社会生产、生活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

桂林铁封山的韩云卿《平蛮颂》，记载唐代大历年间“西原蛮”首领潘长安率众起义，所占地区“连跨州邑”，影响所及“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里”的历史。同在桂林铁封山的宋代余靖《大宋平蛮颂》和龙隐岩的狄青等人《平蛮三将题名》，记载了广源州首领侬智高率众起兵反宋，“寇邕州，陷其廓……沿郁江东下……攻围广州……，逼连贺，毁昭宾，再穴于邕矣”的壮阔历史。

桂林龙隐岩庄国祯《右江北三平寇记》、汪道昆《平蛮碑》、融水真仙岩《平怀远瑶记》，记述了上林、忻城一带明代八寨瑶民起义的历史；桂林普陀山弹子岩吴文华《府江西岸纪事碑》等，记述了平乐、荔浦、蒙山明代府江两岸瑶壮起义的历史。

忻城土司衙署的碑刻、清嘉庆三年（1798）南丹土官莫遐昌墓志碑、道光二十年（1840）大新安平土官李氏创建宗祠碑、天等县龙英州土官墓碑、佶伦州土官冯大勋墓志碑等，记载了土司的沿革、世系、土司制下的风俗民情。

有的石刻反映了民族的迁徙。如全州东山咸丰六年（1856）《牛角石关隘寨碑》记载了东山乡下五图村众在牛角石村东修筑石寨；咸丰九年（1859）《雷公岭石寨碑》记载了因变烽迭起，在清水村雷公岭上筑石寨防卫；同治十二年（1874）《白竹村门楼碑》记载了白竹村始祖因避乱，从江西迁来广西“遁处东山”；光绪四年（1878）《平安寨碑》记述东山六步湾村西枫木山在“烽烟屡警，兵燹叠遭”的情况下“瑶民走投无路，终于找到枫木山”，修筑石寨安家。

类似以上碑刻，记载了壮、侗、瑶、苗等民族古代的历史，有重要文献价值。

有的碑刻反映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如隆林各族自治县蛇场乡新寨村的清嘉庆八年（1803）《永远管业碑记》，是泗城府为调处民间土地纠纷设立的界碑，当时客（汉）、土（壮）、苗三个民族杂居，为防土地争端，勘定造册，客土苗民“各管其业承粮应差，共安耕作”。又如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乡八科村塘石清道光十七年（1891）《修路碑记》记录了当年塘石冲苗彝汉三个民族同村共寨，同心协力，行善修路的史实。

许多民族将本民族的族规、乡规、民约刻在石碑上，大家共同遵守，维系了社会的和谐。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石牌，如明崇祯四年（1631）成二、下故都村石牌，为解决土地纠纷而设立；清顺治十一年(1654)上秀、歌赦二村石牌，涉及两村河(溪)水、山界有关事项，调节民间矛盾。三江侗族的款，也有同样意义。融水县良寨松努坳光绪九年（1883）《永远禁碑》记述了贵州黎平府会同府属和各乡团及有关“埋岩”组织的苗族头领竖碑约法的经过。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塘石路边崖壁上有咸丰九年（1859）戒赌碑、同治元年（1862）三江独峒立有禁赌碑等，斥责“设局开场”败坏社会风气，村民共同议定“赌博非理等项，一切根绝”。

大新县恩城乡新圩村岜仰屯岜仰山北面山脚，有一方明正统十年（1445）恩州知州赵福惠所书的石刻，记述三月三歌圩的盛况。说明三月三歌圩由来已久。

有些石刻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字。如凌云县五指山明景泰四年买田地碑，成化二年的开荒造田碑，用了不少记壮语汉字；宜州安马乡廖士宽墓门碑刊刻墓主生前自撰壮歌，用了74个方块壮字。这些都是研究壮族民俗的宝贵资料。

塔是佛教徒的骨灰塔，塔铭就是释氏墓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塔铭也是民族古籍。如崇左江州区明代万历年间的板麦石塔有铭文二百多字，记述了江州土司黄河汉为其早逝儿子修建佛塔的心愿，说明佛教已深入壮族地区。

金属器铭刻，有古官印，明、清各代的铜钟、铁钟和部分铜鼓上的铭文。

古代铜官印是统治权力的标志，田阳县田州镇凤马村度立屯出土的“田州土知府印”，德保县敬德镇暮洞村采集的“镇安府土知府印”，都是清初吴三桂政权授予的土知府印信，见证了“三藩”统治中国西南这段动乱的历史。土巡检司铜印，如都阳土巡检司印、万石镇巡检司印、永定长官司印，则是土司制度的印记。

寺庙里的铁钟常铸有铭文，说明该钟何时、何地、因何铸造，反映当地宗教信仰、铸造水平。如上思县明代正德三年（1508）佛山造真武庙铁钟；隆安杨湾万朗乾隆五年（1740）请隆盛炉造咘杢涌泉庙铁钟；隆安丁当乾隆五年（1740）佛山造马王庙铁钟；大化县古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隆司土巡检与社会贤达二十一人请隆盛炉铸造文武圣宫铁钟。

大量石刻裸露在荒山野岭，长期遭受风吹雨打，有的剥落，字迹不全；有的磨灭，难以辨认。更为严重的是人为破坏。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石刻作为“反动”“四旧”物品，被铲、被凿，甚至被打碎。有的被忽视其重要价值，视为普通石块，拿去铺路架桥；有的被用作洗衣板。我国文物保护法已将历代石刻列为保护文物，有的上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严加保护。我们必须对历代碑刻进行造册登记，对较重要的碑刻进行传拓，加以保存，对易受雨水飘淋的石刻设立碑檐，阻挡雨水的进一步浸蚀。

30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少数民族铭刻类古籍做了大量的抢救、搜集、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在调查、整理过程中，对新发现加以科学保护，对每件铭刻都作出内容提要，分别收入民族古籍书目提要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自2005年以来，经我手审核的铭刻类古籍包括壮、瑶、苗、侗、彝、毛南、仫佬等民族的石刻有300多件，涉及官府布告、地方款约、民众公约，修桥铺路、建水井、修鼓楼的公益事业的善举碑，铁钟铭文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铭刻类古籍的搜集、保护、研究工作仍然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本栏稿件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公室（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