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历经了30年，就像一位成长的青年人进入了而立之年。“三十而立”这对事业或个人来说，都是关键，是成败的立足点。

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在30年的践行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作为曾参与这一工作的一员，我倍感欣慰。因为在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实践中，一方面，我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我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与技能。作为本土民族文化工作者，对广西民族历史、民族古籍、民族文化应具备良好的素质与修养，而这点却往往容易被忽略和忘记！

民族古籍整理，内容广泛，时空跨度较大，由形态多样的多元素构成，涉及历史、经济、政治、宗教信仰、民情风俗、乡规民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等。在此，以下只就个人的粗浅感受，试谈民族古籍整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建设（包括民族文艺创作）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

民族古籍整理是对民族“非遗”的抢救与保护。大家知道，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耕时代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广大各族人民用智慧和才能创造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就是人民常说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民族古籍的构成元素和形态。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崛起与汹涌的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文化成果，正在受到冲击和碰撞。我们对民族古籍进行抢救、搜集、保护和整理，正是对农耕文明成果的有效抢救和保护，将其充分利用，使其服务于当代的事业。这是民族古籍整理第一层重要意义之所在。

民族古籍整理，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它是对民族文化进行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积累的好方法、好手段。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用智慧创造的，并非从天而降。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就像一条河流向着历史的彼岸流动。民族古籍整理，正是使这条河流不断流、不出现文化断层危势的文化战略工程。若用建造一座大厦来比喻，建造大厦需要积备许多的钢筋水泥，民族古籍整理就如同这些钢筋水泥，没有这些原材料，是无法建造伟大工程的。我区的民族文化积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广西的民族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等所出版的文集、专集并不是很多，存在人一走文亦消逝的现象。这与对民族文化积累工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而广西的民族古籍整理，为填补这一不足与欠缺奉献了一分光和热，这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许的。

民族古籍整理，对编著各民族发展史、民族文化史、文学史及文学艺术创作、民族文艺研究等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与功绩。广西各民族古籍、民族文化有其共性的一面，又有其个性的一面。要了解与掌握每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个性，该从何处寻找资源依据？可以从民族古籍经典中寻找。民族古籍认定的民族文化遗产（即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切民族文化（文艺）的“母体”。“母体”是基础，是源泉，是建设新民族文化特色的基因。

在广西民族古籍文献载体形式中，有一类“讲唱类”的民族古籍。它是广西各民族的民间文艺，是长期流传于各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文艺），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语言、奇闻逸事等，以及韵文体的创世史诗、古歌、英雄史诗、叙事长诗（长歌）、风俗仪式歌、情歌信歌、民谣民谚、款词等。这类民族古籍，是从各地各民族民间挖掘整理成文的，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方法撰写成“古籍总目提要”，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与传承，成为宝贵的民族“非遗”财富，成为各民族文化建设、文艺创作中必要的、可贵的元素。

统观广西的民族文艺创作，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都是从“讲唱类”民族古籍那里获得创作素材与创作灵感的。如广西的文化符号、文化品牌之一的“刘三姐”，先是从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故事开始，依据民间故事素材创编成彩调剧，然后与刘三姐对剧汇演，又衍化成粤剧、邕剧、歌舞剧……再后来创编成电影刘三姐，一直到前些年又出现了印象刘三姐的山水实景剧……而究其根其源，那就是载入“讲唱类”民族古籍中的民间传说故事。

又如《百鸟衣》，文化人创作的叙事长诗，近期又创编成“杂剧魔术舞剧”。广西电视台动画部将《百鸟衣》《一幅壮锦》《找太阳》《达稼与达伦》《长发妹》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说故事，创编成立体的动画艺术。《妈勒访天边》舞剧，成为南宁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其创编素材也是源于在壮族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近期新创编的舞剧《花山》和《壮锦》，亦是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中获得的创作素材与创作灵感。没有民间文艺，就没有广西民族文艺的多姿多彩。而民族古籍整理成文的民间故事传说，为民族文艺创作提供了有依有据的、丰富多彩的元素。

首先，民族古籍整理为作品的创编提供了时代背景。是古代？抑或是近代？这是每一件作品创编时需要首先进行定位的。如《布洛陀史诗》，它以壮族远古时代为背景，编译时就要遵循古代历史环境的原则。

其次，民族古籍整理为民族文艺创作提供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手法、审美特性等元素。如壮族历史长歌《嘹歌》提供的是一男一女相送别的依恋之情，表现手法是男女对唱一串到底，全诗是以五言歌体形式抒唱的，这对进行新的民族文艺创作、研究壮族原生态民歌以及文学史的编写，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再如《百鸟衣》提供的人物形象是老土司和一对青年男女。故事中，男女青年相恋，土司则是作品中的反面形象。这为新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矛盾斗争的思想内涵。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民族古籍整理，是一件细致、艰辛的文字工程。30年来，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各民族专家、学者、教授的辛勤劳作下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是大家共同付出心血的结晶，是值得珍惜的。与此同时，在民族古籍整理实践过程中，也让大家对以往一些民族文化传统认识上的偏颇与误区进行了一次“文化反思的反思”。

民族文艺需要创新，但不能轻视民族文化传统，更不能诋毁民间文化。人民永远是文化的主人。只要有人民存在，就有民族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人民的民间文化（文艺），永远是民族一切新文艺的“母亲”！

作者简介

农冠品，壮族，1936年出生，大新县人。研究员。曾任广西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政协广西第七届委员。1986年开始介入民族古籍整理，先后与同仁合作整理多项民族古籍课题。个人创作有多本诗文集，近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论文集《桂海新说》。全国山花奖—民间艺术成就奖获得者。

本栏稿件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办公室（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