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得知中华书局已出版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孙文泱先生《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一书后，已有《书目答问补正》的我想方设法把书买到。书到手后，即刻品读，发现确如网友所言，这是一本“为读书人而写，与读书人分享”的好书。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是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基础上的增补，而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又是在张之洞《书目答问》基础上的增补。一百多年来，几经增补、汇补，最初只有十来万字的《书目答问》，被扩展为几十万字的《补正》《增订》，和几百万字的《汇补》（《书目答问汇补》来新夏等），足见《书目答问》在读书界的重要地位，也足见读书人对《书目答问》的热烈追捧。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张又无法“一一告语生童”，于是作《书目答问》以示四川学子。全书分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开列了一张有两千五百多种最基本、最经典中国古代重要书籍的书单，并介绍哪种书哪种版本通行易得、哪本书应读哪种版本为好。

《书目答问》一经面世，立即突破西南边陲，走向全国，成为万千学子必读之书。《书目答问补正》的作者范希增说：“《书目答问》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导“读书门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巍峨的轮廓，更在于其将经、史、子、集以外的丛书一并收入，因而开了通识教育的先河。

此书影响之大，还可见于一代代读书人不断为之注释、增补之上。光绪五年（1879年），《书目答问》刊行还不满三年，在贵阳就有王秉恩作了较大改动的刻本。

由于不断翻印再版带来的差错，加上原书就有的一些缺漏，民国著名目录学家范希曾对《书目答问》进行补正。经过范希曾的补正，《书目答问》增收图书一千二百多种，全书内容更加充实、完善，适用性更强、更广。

《书目答问》虽是古籍经典目录述要专著，但这部专著并不仅仅是书名的简单堆砌，它是作者文字知识的系统整理，是作者知识背景的整体呈现，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史观和学术批评价值。《书目答问》尤其注重对作者所在时代学界成果的推介，其著录标准是：“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本者举今日见存明本”。从所选典籍可见作者十分重视选本的经典性、原创性和实用性。在史部收录的书里，清人成果丰硕的地理学、目录学、金石学三大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天文算法类进入子部，收书六十种近二百部，其中大部分为清人所著。此种举止，莫不可见张之洞极力张扬“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读书经世致用的良苦用心。

应该说，正是“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不断倡行，才迎来了清末李鸿章所说的“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书目答问》具有如此这般的重要作用，当然就受到学人的极力追捧。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说，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梁启超一再感叹道：“得张南皮之《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之学问”。

沿袭张之洞和范希曾的思想和体例而成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是孙文泱先生“让古籍和经典与当代读者接轨”所作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此书广为增补新出古籍点校本、注释本、影印本，罗列台港、日韩等地出版信息，全书字数达六十余万字，反映了截至2011年初中国古籍整理的现状，为《书目答问》注入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