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窗外飘着春雨，颇觉百无聊赖。这时，接到北京金城出版社张礼文编辑的电话，陡地振奋了我的精神。小张告诉我，《云中故乡来》已经通过终审，很快就可以出版了。

窗外如针般的细雨顷刻消失，和煦的阳光铺满我心田。

出书过程是异常纠结辛苦的。文章被反复督改、涂抹，文稿被不断移出、收进，有时一个具体用词的争辩，差点让我与编辑横生阂隔。这倒也罢了，令我一直纠结为难的，是给集子定名。反复掂量中，“云中故乡来”这个名字总是挥之不去。

友人提出，“云中故乡来”无法统领这部文集。是的，这本散文随笔集，无论题材、体例，还是内容，都过于庞杂、多样了。但是我想，无论怎样的庞杂，怎样的繁复，一切形式的艺术写作，归根结底，莫不从故乡出发，莫不受写作者心底留存的故乡情愫影响。有的人一辈子“摸不着”、“走不到”自己的故乡，但故乡永远都铭刻在心灵深处，它不曾消失，它是我们血脉派生之所，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永远的根。

清明节前夕，年近八旬的父亲不停地嘟哝，要我领几个老弟去祭扫曾祖父母的坟墓。我应承他，并且做好计划。但父亲说他也要去，这就不现实了。费尽气力劝慰、安顿好固执的父亲，启程朝圣。驾车北行十余公里，抵贝江岸，驻车过河，在荒草没顶的矿山公路上攀爬十余公里，到石陇山半山腰，陡峭无路的大山横亘前头，从这里爬上去，一直爬过山顶，才可以参拜到曾祖父母万年安居的神灵宝地。

这是一块狮子地。曾祖父母的坟墓，坐北朝南，其后重峦叠嶂，茂林层接，修竹摇曳，深涧衔瀑；东西脉源，乃元宝山派生，潜渊耸峻，统率东部诸岭；往前看去，贝江静如处子，蜿蜒迂回，徐徐抱定此山，经石门之护后依依不舍向东流走；贝水之内，偌大一个半月形地势徐徐铺开，此乃明堂；其中高低错落的山冈，好比几案，可俯而凭，这就是所谓的案山；过贝水至县城，方圆几十里，平畴如砥，任由千军万马奔腾，煞是壮观；环绕县城的群峰，与宝地遥遥相对，宛若人臣面君，敬而拱拜，此朝山是也。抵达此地时，正值春阳遍洒，云蒸霞蔚，鸟语花香，仿若仙山琼阁境界。

父亲说过，曾祖父母墓地中轴线，正对朝山中的那一座，是笔架山，所以曾祖父母的后人，必有大写家。

信乎？还是有点名堂的。因为不管干得漂亮不漂亮，总之我们兄弟现在干的活，确实都与文化，与笔杆有关。而我，半生来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笔，从笔尖流淌出来的，已有数百万字，其中一些文章还在各种评奖中获得荣誉。

任何的得到都要有相应的付出。如果我们不虔诚地跋山涉水，不付出劳累，不上气不接下气，不腿脚颤颤巍巍，老祖宗会让我们好过吗？

你怎么也不可能想得到，随着县城的发展，曾祖父母墓地中轴线正对着的方向，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景观——金芦笙国际大酒店。若干年后我们爬不动这座山了，还可在大酒店要个北向位子，遥祭我们的曾祖父母。

我本壮族，祭拜祖宗时得用两个香火钵，这是韦氏一族脉流不息的韩韦两姓之供仪。韦姓是否由韩改，这个问题现在依然争论不休。就在前年的修谱会上，两个牵头的本家还引经据典，各持一端，互不相让。但两个香火钵，我们这一族，依旧照用不误。祖母是贵州苗人，我的血管里，也流淌了苗族的血液。也因此，从父亲起，我们这一支已有三代由壮而苗，这事想想总觉得有些别扭。

29年前那个暮秋子夜，草成《枇杷树，祖母树》，悲情难抑，我一头倾伏桌上，呜咽不已。近三十年来，积淀的情感一再发酵，到了临界点，《云中故乡来》终于喷发而出。这是我给亲爱的祖母献上的一炷香，也是绿叶对根最深的情意。

在雪片似的自由来稿中，北京《青年文学》编辑选择了《云中故乡来》，将之刊发于2013年8月号上，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当然，也给了与中国亿万劳苦妇女命运一致的祖母，一个最高形式的报答。

我则年迈五旬，霜色袭鬓，见惯了世事沧桑，潮起潮落，生死不预，也修成了心如静水，冷眼向洋，宠辱不惊的境界了。

半生为文，我的笔重点在新闻报道上挥舞。最近几年，不愿跑也心有所倦了，才又重新回归文学之魅。我始终以为，文学应当寻根，应当报答；根之所在，就是情之所在，就是真之所在，就是善之所在，就能激发共鸣。

在物欲崇拜日甚一日的红尘滚滚中，闷声发大财已经成为芸芸众生的信条。文学，这年头谁还玩这个？但是，假如我们真正拥有了一百万，情况又将如何？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苍凉的心，疲惫的心，最终还需要文学，需要艺术来关照，来温暖。酒池肉林是永远也无法完成温暖人心这个任务的。故乡是自己的出生地，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却不是我的出生地；故乡是自己的成长地，一个人一生都在成长，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在一个地方成长。这样一来，我的故乡在哪里？小时候读高尔基的《童年》，“卡玛一座城，在哪里？我们手也摸不着，脚也走不到……”这句话像刀刻一样深深烙在我脑海里，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到现在也仍然无法解释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了报答，报答所有关爱过我的人，仅此而已。因此我常常会在开笔之前，燃一枝香，给自己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