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吴国富,博士,仫佬族,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广西人口较少民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承担或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课题、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特别委托课题等多项科研课题。曾参与《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1990)、《广西通志· 民俗志》(1992)、《广西百科全书》(1994)、《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8、2010、2011)、《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2010)等多部工具书的编写、教材编撰和翻译。出版个人专著1部、编著1部、主编1部,发表论文10余篇。在仫佬族、欧洲地区人类学等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发展人类学。
仫佬族是我国南方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历来研究薄弱。历朝史书和地方志对仫佬族只有零星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仫佬族的调查研究才真正开始,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学术界对仫佬族族称、族源和历史文化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真伪莫辨,给社会各界对仫佬族的认知带来一定的影响。日前,笔者接受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广西榜样传媒集团策划执行的《仫佬千年》纪录片摄制组采访。本人从我国南方多民族地区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仫佬族及其文化,以书面形式回答摄制组提出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仫佬族的来源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问题
对民族的源流及族群关系,可以从历史、考古、语言、文化、体质特征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互相印证和补充。关于仫佬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有4种主要观点:(1)外来说。部分学者以仫佬族主要姓氏的宗支簿(族谱)、宗祠碑记、墓碑及相关老人关于祖先来历的传说等为依据,认为仫佬族来自湖南、广东、江西、浙江、河南、山东等省份。(2)土著说。部分学者以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史和遗传学的有关证据为依据,认为仫佬族起源于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百越族群中的西瓯或骆越。(3)土著同化外来者说。部分学者认为,仫佬族的族源主体是罗城一带的土著居民,唐宋以后不断同化外省来的汉族和与之杂居的壮等民族,形成今天的仫佬族。第一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湖南、山东等省份没有发现仫佬语及与壮侗语族诸民族有亲缘关系的文化遗迹。第二种观点忽略了西瓯或骆越是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仫佬族等民族共同祖先的事实、古代民族的分化和新族称出现与民族形成所需的条件等问题。第三种观点在民族来源上基本成立,但未能解释唐宋时期侗水语支民族的共同先民“僚”、“伶”尚未分化问题。笔者倾向于第四种观点,即仫佬族的主体来源于侗水语支民族共同先民“僚”、“伶”分布在今罗城一带的一支,明清时期分化出“姆佬”,在发展过程中融入部分外来民族,但不同意将元、明、清时期仅见于贵州史籍的“木老”、“木娄苗”、“穆佬”、“狇佬”、“木佬”等族称同于广西史籍中出现的“姆佬”族称,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历史来源、分布区域、经济生活特征、语言和习俗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两个群体的汉语记音为何如此接近,有待进一步研究。汉文记载的这些族称都是他称,并非是根据母语自称的记音,这是可以肯定的。民族史和语言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这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原本不是一个民族。前者属于仡佬,后者演变为今天的仫佬。
唐宋时代,中央政府在今罗城一带先后设立了天河县(今属罗城天河镇)和罗城县,并委派官吏进行羁縻统治。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西南边疆的治理,从中原地区调入大批官吏、士兵,同时招募各地流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受战乱、饥荒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逃难的各族人民也源源不断进入西南地区。最迟到清初,天河、罗城一带就已形成以今汉、壮、仫佬3个民族为主体,周边有苗、瑶、侗等族零星分布的多民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一部分仫佬族零星分布于邻近的庆远(今宜州境内)、柳城、柳江、忻城、都安等地,与当地壮族、汉族杂居。仫佬族与周边汉、壮、苗、瑶、侗等民族的这一分布格局延续至今。
就民族源流而言,仫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同源异流关系,我国学者已经从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角度证明了仫佬族与壮族、侗族具有同源关系,在族源、语言和历史文化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如仫佬族自称为mu6lam1,mu6是仫佬语表示“人”的量词。在罗城下里一带也有自称为kjam1的,和侗族的自称kam1基本相同。仫佬族喜欢吃糯米、嗜酸辣的饮食习惯、婚姻中的“依歌择配”和“不落夫家”习俗;丧葬礼仪中的“买水”浴尸习俗在整个壮侗语族诸民族中都普遍存在。另一种是异源异流关系,仫佬族与周边汉、苗、瑶等民族来源不同,在语言和历史文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历史上,仫佬族与周边各族相互之间发生交往和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苗、瑶等族对仫佬族产生的影响较小。由于多民族交错杂居、汉族人口众多和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互相往来、互相通婚,汉族文化对仫佬族文化产生全面性的影响,使得仫佬族在居住、日常饮食、服饰、家庭、宗族、节日、宗教、民间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与当地汉族呈现出较大的共性或汉化现象,部分(尤其是散居区)仫佬族逐渐丧失本民族语言,采用当地的汉语西南官话、百姓话、阳山话等方言。
二、关于仫佬族多神信仰问题
仫佬族多神崇拜的习俗与其先民在远古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落后、科学文化知识极不发达有关,也与佛教、道教的包容性和传入的不完整性有关。这种不同宗教长期并存的局面和宗教包容性对仫佬族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仫佬族只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通过语言和仪式行为流传下来的种种信仰和通过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各宗教经籍给仫佬族地区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涉及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音乐、歌舞、建筑、饮食、仪式、哲学等方面,从而使仫佬族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仫佬族可以接受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学习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知识,同时不排斥旧的观念、知识和事物,有利于仫佬族与其他民族和族群的人互相交流。
二是道教在仫佬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佛教、道教的为人处世哲学、孝顺父母、感恩的思想、善与恶的观念、遇事祈求祖宗和神灵保佑的观念、生死轮回的观念等都对仫佬族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生命伦理、人生观、精神道德和价值体系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仫佬族平常的观念与各个节日仪式活动中。
三是在仫佬族地区,几乎处处有寺庙、月月有节日,每个节日都与神灵鬼怪的信仰活动有关,小的活动有问卦、求子、冲寿、驱鬼、招魂、焚香、敬茶、烧纸钱、献祭品、消灾、祈福等,大的活动涉及全族或全村或数村、多至数百乃至上千人参加的联宗祭祖、做道场等,依饭道场祭祀的神灵就有36路神仙,大小神灵不计其数。在仫佬族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俗中还有大量的禁忌。这些信仰活动是仫佬族传统文化得以展现与传承的重要机制。
四是由于这些宗教都是起源于外地、由外地经过族群迁移而传播到仫佬族地区,当地群众成为这些宗教和封建迷信的信徒,或虔诚信奉,或盲目仿效,相沿成习。此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封建迷信,例如相面、算命、看风水、问夜禁、驱鬼治病、求神占卜、占卦、神水神药、消灾祈雨、扶乩降神、上供还愿等等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仫佬族群众的观念中,还保留大量的神灵、鬼魂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和意识,愚昧、观念意识陈旧、落后成为束缚仫佬族自身发展的桎梏,这是仫佬族长期处于贫困的内在根源。
仫佬族之所以能够包容多种信仰,也有3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仫佬族先民的宗教信仰还不成熟、不够完备,甚至还没有成文的教义和固定的宗教场所,宗教活动多但地点、场所分散。宗教组织不严密,一般都是师徒相传,大多数宗教从业者平时仍然从事生产劳动,没有形成一个与生产完全分离的特殊阶层,也没有一个最高的、其他神祇都处于从属地位的神和全民性、强制性的与教规与仪式。二是传入仫佬族地区的佛教、道教和儒教都不是排他性的神教,多种宗教各司其职。驱邪娱神、许愿还愿等活动多为巫教、道教为之,打斋超度一类活动多为佛教从事。三是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利用一种宗教压制其他宗教的存在,而是扶持利用不同的宗教,把宗教当作是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加以利用。在仫佬族地区,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儒教从未取代其他宗教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就是一个例证。
三、关于仫佬族崇文重教问题
历史上,中央政府很早就在仫佬族地区设立州县,将归顺中央政府管理的当地居民纳入编户,推行与中原汉族地区相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学校,推行教育,通过科举考试等,吸收学业优秀者进入地方管理者行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朝廷析融州设罗城县,官吏从各地调任,设学官,教授3年一任。当时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大多数地方还是“羁縻州峒”,处于“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的状态。元时,州府县儒学亦设教授,传播汉族文化。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罗城始建学宫于凤凰山麓。学宫设有教谕、训导等学官,讲授《四书》、《五经》等。历任县令、知县等都“置学田,立社学,延师造就,文教振兴”,“人文教化遍及南荒”。据有关地方史籍记载,明代,罗城县就有举人13人,副榜生2人、恩贡生5人、岁贡生16人,中副榜16人。汉族崇文重教的思想对仫佬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分工不发达、城乡差别悬殊、生活条件艰苦的社会环境下,“学而优则仕”思想对仫佬族的家庭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仫佬族人很早就认识到:读书是在社会中生存、竞争一门重要的谋生手段。各姓氏的宗支簿都有教育子女读书的内容,如银村四“冬”宗支簿中就有“文章亨道法,志大萃恩廷”的句子,古耀村吴姓的一首班辈诗为“君明文大良,尚玉绍成昌;国朝书世代,家泰永吉祥”,就是对读书与家国兴旺关系的最好诠释。仫佬族许多人家的神龛上都写有“天地君亲师之位”,旁边还有这样的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可见其对教师的敬重和对教育的重视。
通过长期的民族杂居、经济文化交流、汉文化熏陶以及民族通婚交往,仫佬族不仅学会了汉族、壮族等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还学会了汉语的多种方言和使用汉字,建立起与汉族相类似的父系家族组织和社会管理机制,采用与汉族的定居农业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汉字了解和掌握汉族博大精深的知识、技能与艺术等,从而更能适应外界环境,并具有较强的适应、竞争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