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底，我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调广西区民委民族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我从事民族研究的学术生涯，迄今已27年。27年间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6年至1992年，当时在民族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民族经济与回族历史研究，同时参与《广西民族研究》的编辑；二是1992年至今，在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农村经济、民族经济的研究，同时也坚持从事回族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广西民研所工作，还是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我对民族研究都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前几年，广西社科联帮助广西100名学者出文集，我有幸是其中之一。他们帮我结集出版的《翁乾麟集》，有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关于民族研究的，也说明了我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广西的民族研究。这篇文章，我想结合我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经历，对广西民族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谈点个人的理解。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广西各级政府与学术机构历来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研究，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区政府即根据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的要求，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研工作，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族调查资料。改革开放以后，广西又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历史与文化等问题上的研究上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为广西成为民族工作“四个模范”作出了贡献。总结历史经验和个人的体会，我认为，要做好广西的民族研究工作，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学术资料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我理解，就是粮食与军队的关系。没有学术资料作基础的研究，一定是空洞的，没有实质内容的研究。因此，要做好学术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这是开展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条件。

1986年我刚到广西民研所工作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民研所文献资料的丰富。举例来说，1986年，民研所要编《广西通志民族志》，因为我是所里唯一的回族学者，所以，“回族篇”便指定由我负责（顺便说一下，在这之后，广西回族史的研究也成了我的重要研究方向）。由于广西回族人口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桂林一带，所以，回族的资料极少，这给我完成这一任务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当时，李干芬先生（原任民族史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壮族史研究）告诉我，民研所资料室收藏有一套五十年代的回族调查资料，让我去找一下，我找到负责资料室工作的谭月仙女士，在她的帮助下，真的找到了这份资料，是一份手写稿，当时我感到十分的高兴。以后，以此为基础，我又到柳州、桂林、临桂、永福、灵川、鹿寨等地进行调查，终于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资料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文稿很顺利地通过了评审。作为副产品，我还编出了《广西回族和伊斯兰教史料汇编》，约10多万字，以后由广西民族学院民研所打印了50本，分送许多学术机构，成为广西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民研所重视资料的收集及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唐兆明先生编写有《灵渠文献粹编》（中华书局），李干芬、黄钰等先生编有《广西壮族调查资料》《广西瑶族调查资料》《广西仫佬族调查资料》《广西京族调查资料》《广西少数民族碑文资料汇编》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是广西民族研究宝贵的财富。除此之外，民研所在出版所刊《广西民族研究》的同时，还出版《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据我当时的印象，两个刊物中，一般读者似乎更愿意自己花钱买《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因为有大量资料，学者们写文章更需要的是资料，而不是别人的论点。民研所当时每年还出一本《广西民族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每位学者提供两篇文章，也很受学术界的欢迎。

第二，重视基础研究，也不放弃应用研究。

一个研究所要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必须有成果做基础，正如一个学者要得到学界的承认必须有成果做基础一样。科学研究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类，这在学术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一般来说，基础研究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的研究，在短期内，是不以效用为目的的。应用研究则有很强的功利性，它的意义取决于对现实生活是否有用，没有用的，即认为没有意义。这两种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好的基础研究，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应用价值，如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是从基础研究的突破开始的。而好的应用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好的课题。

广西民研所历来以重视基础研究出名。举例来说，白耀天先生的壮史研究、潘世雄先生的铜鼓研究、黄钰先生的瑶族过山榜研究、覃圣敏先生的花山崖壁画研究、壮傣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后来民研所部分学者协助张声震先生主编的《壮族通史》，都是十分重要的成果。历史上，民研所之所以在广西学术界有影响与声望，之所以成为广西民族研究的重镇，就是因为民研所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值得指出的是，广西民族研究所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并不小视应用研究。比如，我在民研所期间，主要和俸代瑜、贾晔、陈家柳等从事民族经济研究，我们曾经坚持数年，每年3月木棉花盛开时都到红水河流域进行调查。当时我们都还年轻，没有太多的功利，看着红水河两岸盛开的、通红的木棉花，我们感到心旷神怡，一点也不觉得累。当时，我们从事的红水河流域经济与民族调查，即得到民研所领导韓肇明先生、白耀天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红水河流域壮族人口的变迁》《广西布努瑶经济生活管窥：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红水河流域的土地问题研究》等，也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其中《广西布努瑶经济生活管窥：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被广西民族大学作为经济人类学硕士生参考文献。后来，这些文章结集送广西社会科学联合会评奖，曾获得二等奖。近年来，广西民族研究所根据现实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如民族法学、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民研所不同，社科院既重视基础研究，又重视应用研究，重视当好政府的智囊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比如，多年来，社科院做了大量的课题，许多都是与政府关心的问题相联系的，如东南亚研究、农村经济研究、社会热点问题研究等，反映是很好的。学术界有的人不太看得起应用研究，认为是大路货，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高水平的应用研究价值即很高，也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做的许多研究，就为美国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所以，无论是民族研究，还是经济研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做应用研究，而在于从事研究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研究往往没有生命力。所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

第三，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

经验证明，学术研究要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工作，通常以学者个人劳动的形式进行，如果不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过多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就很难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创新精神，就会影响学术研究的质量，从事学术研究就很难调动学者的兴趣与积极性，而兴趣有时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规律。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少数人有时不是很理解这一点，总是想用行政方法去管理学术研究，往往效果不好，这是值得总结的教训。广西民族研究所和社科院在这方面可以说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表现在，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和自由。比如，在主流的壮族史、瑶族史研究之外，民研所也允许一些人研究少数民族的丧葬问题、少数民族文学、民族区域自治法问题等。在社科院，许多人也是既根据社会的需要，又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选择研究方向，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所以，要做好学术研究，一定既要注意社会的需要，又要充分尊重学者个人的选择，不干预学者个人的自由，科学研究的这个规律一定要遵守。

第四，新老学者相互提携，相互帮助。

在学术研究中，新老学者相互提携，相互帮助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学术界有许多佳话，成为学术界人皆乐道的趣事。例如一些新老学者合作出版著作等。我在民研所工作期间，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老所长张景宁先生。他当时并不经常到民研所，在我的印象中，大约只来过两次，因为他当时还是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民研所所长更多的只是一种荣誉职务。但是，他十分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有一次，他到民研所给我们讲话，希望我们一定要重视学习外语。他去世前，我陪所的领导去他的住处（当时在江南区靠近西园饭店附近的地方），见他家时并无太多的家具，但书很多，许多书没有地方放，就放在了地上，有大本头的外文词典，后来知道他是留学日本的学者，对他又增加了一分敬意。当时，我刚调回广西不久，只写了几篇不太像样的文章，但所领导在向他介绍我时，他说看过我的文章，让我既感到受宠若惊，又受到了激励。所以，我的成长，和老所长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二是白耀天先生。我调回来时，组织上分配我和白耀天先生、小邵一起编辑《广西民族研究》，我们3人朝夕相处，关系非常好。白耀天先生，广西上林人，壮族，是十分有才华的学者，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早在上大学期间，白耀天先生的论文即已由日本学者翻译介绍到国外。在到民研所工作之前，主要在上林县当中学老师。到民研所以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比如《墟考》《侬智高：历史的幸运儿与弃儿》《历史上岭南诸神考源》等，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白耀天先生有才华还表现在他讲话有文采。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民委办公大楼与泰国学者交流，轮到白先生讲话，他的讲话十分精彩，当时已到吃饭时间，但泰国学者说，一定要听完白老师讲话才吃饭，他的讲话十分精彩是主要原因。在民研所期间，我诚心诚意以白先生为老师，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和我说，写文章要注意3点：一是写文章要重视资料性。写文章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至少要有资料，让文章有保存资料的价值。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到现在还有很多重要的价值，因为资料宝贵；二是写文章要尽可能有自己的观点。他说，“做人要求同存异，写文章要求异存同。做人不求同存异，就谁也合不来”，这真是至理名言。因为写文章如果不能求异存同，大家都说一样的话，这样的文章就谁也不愿意看；三是写文章要尽可能少写时论，因为时论文章很容易过时。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讲的这些话，并将这些话作为自己做学问的“座右铭”。三是潘文先生。因为我刚回来是主要研究民族经济，所以，我和研究经济问题的潘文先生接触比较多。客观地说，潘文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是很认真，特别是重视维护一般民众的利益，这点让我对他十分尊重。比如，他曾经写过西津电站的文章，维护库区移民的利益，他的文章引起政府的重视，使库区移民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库区移民对他十分感谢。我和他一起去广西凭祥、龙州等地调查，曾撰写过《广西边境贸易调查》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广西商业研究》上，是80年代较早研究广西边境贸易的文章。我在社科院工作期间，也有一大批学者学问根底深厚，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比如邱振声、何异煌、詹宏松、黄铮、李甫春、周中坚、宋德生等，我通过与他们接触，或拜读他们的著作，也学到很多东西，我终生感谢他们。其中我与周中坚先生的交往更多一些，周先生也是上林人，壮族，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周中坚先生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乐于助人。我的文集编出初稿后，曾请他指正。我在担任广西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期间，曾邀请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给本所的年轻学者讲授治学的经验，也受到大家的欢迎。

简 介

翁乾麟，1951年12月出生，广西临桂县人。回族。1969年2月下乡插队。197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76年11月赴西藏工作。历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处干事、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

1986年1月调回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历任广西区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广西民族研究》副主编，助理研究员。在区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发表有《红水河地区壮族人口的变迁》、《广西布努瑶的经济生活：兼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东兰县武篆镇壮族调查》、《东兰县长江乡壮族经济与社会调查》等论文。1992年6月，调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员。2002年，任广西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科带头人。有15项研究成果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二等奖5项，三等奖10项。2004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