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栖居地的选择与审美化生存环境的改变
(一)对“人是人的自然”的误读,人极为自觉地变成对抗自然的人
进化论者认为,当初人类并不是欢呼着走出树林,想象中史前人类关于栖居地的选择是经由挣断勇士尾巴才走出森林的这段苦痛、悲壮历程。历史进程中凡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那么的惊人相似,只是今天的悲壮、苦痛是当初从自然中走出来的人——其实现今仍属自然中的人——在“人定胜天”的浪潮声中,已极为自觉地变成对抗自然的人。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家、工厂主为了追逐利润,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界树木减少,水土流失,生物种类减少,反过来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侗族地区亦经受了这场文明洗礼,其情形如前所述,人们极力想摆脱贫困、提高生存能力,却不注意对自然环境及资源的保护;反之,恣意地掠夺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失衡,严重地影响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破坏了人的诗意栖居和审美化生存。改变的原因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人定胜天和经济转型的浪潮声中,由于对“人化的自然”的误读,不小心卷入了对抗自然的漩涡。如今那片诗意栖居地遭受了令人痛心的蹂躏。笔者曾在黔湘桂三省(区)交界的三省坡西南麓独峒做田野调查,访谈中50岁以上年长者常叨念的一件事是,此前独峒这片天到处古树参天,数10人抱不过来的古树(众人称为“树神”)到处都有,从高处看去,处处是森林的海洋,站在三省坡上往贵州方向看去,数条山梁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好像长到天边去,往湖南方向看去,同样是满目葱茏,说不清是广西的树木长到湖南去,还是湖南的树林接到广西来。人们最难忘的是,在这片树林里,有一棵千年古香樟树,高数10丈,像一座绿塔把山垭口遮得严严实实,老天爷下半个时辰雨,树底下不漏半粒雨滴。传说这棵树神常扮成英俊后生到临近山寨去和姑娘行歌坐夜,人们不知是哪个山寨来的后生,后来发现悄悄系在后生衣衫后的红绿丝线全都挂在香樟树桠上后才知道英俊后生原来是那棵树的树神。人们说树神做了很多积善积德事。翻过山垭口可通湖南通道,常有过往贵州牛贩、湖南货郎天黑了在山垭口住下,第二天醒来发现,夜里赖以安顿的吊脚楼,原来是一棵遮天蔽地的香樟古树。至今人们提起这事大都叹气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层皮,树木和人没有什么两样,树木有灵性通人性,懂得怜悯人、庇护人,要不古歌怎么这样传唱:“老树滋养人群/长者管护山寨”!遗憾的是,这棵让人景仰的树神活活地被砍倒了,这一方天地再也见不到满目葱茏的树林子了。为此,独峒人感叹说,砍树神的人只记挂着挖金山银山,却昧了良心毁掉绿水青山,日后会遭老天惩罚啊!
(二)短视、索取价值观的作祟与人文生态环境的损毁
侗乡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共同构成了侗乡的生态美。在短视、索取的实用价值观的影响下,在追求单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仅自然生态遭受破坏,人文生态也遭受重创。在相关场合我们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侗乡境内鼓楼、廊桥、吊脚楼如大珠小珠镶嵌在山间水旁,犹如宇宙间太阳、月亮、星星构成的神奇和和谐,曾几何时这一独特风景却遭遇了令人痛心的毁损。譬如,源流于黔湘桂交界三省坡西南麓的孟江河上坐落着一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琶团桥。这座桥的功能处理匠心独具、廊桥气韵尤为浓烈,按理说应该与琶团山寨的鼓楼、吊脚楼构成整体性极强且具有组群序列和谐美的建筑群落。然而由于若干年前琶团寨遭遇火灾,鼓楼、吊脚楼毁于一旦,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只讲实效性的泥砖房。结果可想而知,火柴盒式的呆板建筑,与既注重实用性又讲究观赏性、艺术性的廊桥难以为伴极不协调。灾变前,琶团山寨吊脚楼翘角重檐、参差有序;鼓楼云台抱柱、清雅壮观;廊桥亭、廊依山就势,奇险而从容。一场大火吞噬了鼓楼、吊脚楼,留下孤身独影的廊桥。
再举一例是关于旅游资源定位问题。旅游业本来是“无烟”工业(无环境污染),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旅游文化资源的定位和利用往往以损害民族民间风情、风俗中的诗性美为代价去换取平庸、低俗的所谓热点、卖点,其结果是文化“三聚氰氨”式的文明垃圾和“烟味”十足的伪风俗污染了人文生态环境。如侗族礼俗中姑娘给客人敬酒,姑娘唱敬酒歌,客人喝下香味扑鼻、情意沁人心脾的美酒后,主、客或以歌对答,或顿首摇足,一道跳“哆耶”舞。时下类似风情表演(多为旅游单位组织),却以感官刺激为直接目的,诗意浓酽的“敬酒”,变为直白、浅露的俗不可耐的宾客与主人的“交杯”、“交颈”。如此热点、卖点式的炒作行为,不仅“污染”于民间,而且官方文化活动也时有表现。文献记载:(侗人)“亦僚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古人对侗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性美”深有感受,今人为了热点和卖点却可以阉割一切,甚至制造伪风俗和文化垃圾。现代语境下市场导向及文化产业运作遵循的是商品交换原则,突出的是消费性和市场化,泯灭的是(精神生产特有的)灵性、个性和特殊性,荡涤的是人的生命情怀和心灵境界。为此有学者认为,现代转型期,偏居西南一隅的世居民族侗族,其诗意栖居地遭遇重创的同时,亦面临重构人格精神殿堂和净化、美化心灵境界等诸多难题。
二、自我救赎与重构传统
案例说明,侗寨山乡的文化行为也在拒绝人文深度,或者说传统的人文意识及其价值观念亦面临现代文明的挑战。或者说,随着市场化潮流的涌动,选择小康的文化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形是传统精神文化内涵发生了嬗变或裂变。按理说文化行为主体思想观念的嬗变与裂变是一种对客观外界认识的深化和强化,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变迁与文明进步。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千百年来作为文化行为主体、栖居中国西南一隅的侗族,传统观念包括生命形式自身,所崇尚的是自然崇拜观念中的“山林是主/人是客”,供奉的是至尊始祖神“萨玛女神”,现如今没有了习尚标准,没有了萨玛女神(神性)崇拜,没有了传统性文化根基,人们心灵殿堂的圣洁之光、撑天之柱已然黯淡、熄灭及动摇,事实表明,如是文化行为变迁,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为主体对客观外界认识的深化和强化。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化行为及社会事实不仅学者关注,政府亦极其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试图改变这一尴尬局面。譬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国土、城乡建设、工商等管理部门,制定或出台了相关的关于如何规划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的旅游资源和规范景区商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文件及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令人担忧的尴尬状况尚未得到改善。或者说举措的筹划与实施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由此我们认为,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去维护和净化民族传统文化环境,愿望良好且很有必要,但这仅是办法的一个方面,因为管理手段是一种游弋于自律存在和自身合法化存在的外在他为性和他律性行为;如外在的保养,对人体起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是保障体格健康、强壮的根本办法。人的健康、强壮体魄,源自于增强生命活力和强健自身的再造血功能。像人的体格一样,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活力及其再造血功能,无疑潜在性地储存于自身合法化和自律性存在之中。因此,当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守势、弱势时,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文化行为应该坚守价值、拯救价值和激活自我救赎功能,以一种不是他为或他律的自在、自为的自律性与自身合法性姿态去应对一切、接纳一切。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上创造传承、维护手段和条件(如通过职能部门采取相应的管理手段及呼吁全社会悉心呵护),两方面形成合力,促使“实践行为”肌体再造血功能达到最具活力状态,体魄因此健康、强壮就不至于在强势文化面前低眉顺眼抬不起头。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其实是民族文化实践行为的自身合理化和自律存在的救赎过程。
(一)传统生态观的智慧性与现代化语境下的超越性理论提升
如前所述,侗族生态存在论中的“自然是主/人是客”一方面表达了侗族民众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另一方面维系了侗族祖祖辈辈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但这种从文化行为的直观感性活动中体认和领悟到的朴素的带有原始思维色彩(对自然的崇拜)的生态理念,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譬如一旦遇到外来因素诸如政治、经济、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冲击,局限的认识便会发生扭曲或裂变。在人定胜天、对抗自然浪潮声中的滥砍滥伐,以及当下乡村城镇化过程中诸如损毁天然河道的短视行为和赤裸裸索取行为即是例证。因此,“救赎的努力”与“救赎的憧憬”,其关键性环节是规避局限性,并藉辩证性、超越性理论眼光,将朴素、直观感性、具有原生性智慧的生态理念(自然是主/人是客)置于现代化语境下加以科学性的理论检视与提升。首先,应清醒地认识到“人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自然的客人),破坏自然生态无异于损毁人类自身。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侗族将自然看作“主人”,将人看成“客人”,这固然表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与爱护,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将人看作自然以外的“客人”,一定意义上欠缺能动性和科学性。只有认识到人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自然的兴衰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命运,人与自然是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且持守这一理性的、深度性的生态观,人才会脱离自发性认知从而在自由性理性王国中加倍地关爱自然。
其次,人要依赖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阳光、空气、水、动植物、土地等等都是人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
再次,建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的关系,人类的生活才有避祸禳灾的保障,审美生存才有可能。如果只顾眼前利益而过度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将会给人类带来永无休止的灾难。恩格斯早就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取消了。”事实证明恩格斯论断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二)固化精华,重构传统,在创造性层面上构筑审美化生存
推崇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指出,“诗是支撑着历史的根基”。海氏的所谓诗,指的是艺术化、审美化生存。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于是人们从艺术审美中寻找理想的精神境界,寻求心灵上的愉悦和满足。世居中国西南一隅的侗族也不例外。
侗族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侗族艺术创作和欣赏,是侗族审美生存的主要方式。侗族大歌、鼓楼、廊桥是侗族艺术之精华,是人类文化艺术遗存之瑰宝,值得永远珍惜。但任何文化艺术都必须发展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和审美生存的需要。侗歌传唱说“餐餐吃龙肉凤肉也会腻”,说的是艺术必须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侗族艺术中有不少的精品,曾经产生过无穷的魅力。如侗族琵琶歌曾经唱得让人珠泪纵横,泣不成声,唱得浪子回头,唱得被拆散的情人双双私奔。况且在现代语境下,作为弱势文化的侗族艺术,必然受到强势文化的冲击,处于守势的侗族艺术既不能自我退让,自我消亡,也不能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应增强肌体自身的造血功能,自强自救,革新创造,同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艺术之养分,以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品位及品格。历史上,侗族曾有过这方面的实践,譬如吸收苗族的芦笙音乐丰富自己的音乐,借鉴汉族的戏剧创造了侗戏。这种立足于自身的接纳、对话、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侗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一切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更应当总结历史的经验,将自立、接纳、革新、创造作为救赎努力及救赎实践的动力支点,在选择、重构传统的同时,为侗族文化品格、品质注入现代性新质,在创造性层面上构筑审美化生存空间和皈依诗意性精神境界。
(此文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今日民族学与当代世界”专题会议论文。本报刊登时略有删节——编者)
简 介
张泽忠,男,侗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近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广西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子课题)、“十一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文社科基地“生态审美与文艺学研究基地”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项目研究;出版著述21部(独著3部;合著9部;合作编著9部);有著述及作品译介到国外出版及发表。曾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第二届、第六届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第二次、第十二次二等奖及三等奖;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