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

黄南津，广西龙州人，壮族，现任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和文献学 ，在语言研究、工具书编撰、广西与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及民族、地方古籍整理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词汇文字研究》，国家语委重点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广西社科项目《北海市老城区及周边乡镇老街历史文化研究》、《方块壮字形声字研究》等。主持编撰出版《梅庄杂著校注》、《赵柏岩集（上、下）》、《百寿图考释》、《永福石刻》、《<南征录><广右战功录><西南纪事>校注》、《永福福寿饮食文化研究》、《东南亚古国资料校勘及研究》等著作，参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文字版）获国家教委二等奖，广西社科一等奖；《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获广西社科二等奖。

一、古代文献文本、文字歧异以及校理

我国古代汉文献历经千百年的手抄、刊刻流传，产生了极为繁复的文本、文字歧异现象。而传世古籍中，《尚书》的文本、文字歧异以及校理辨伪过程尤为扑朔迷离，自汉代到今天，质疑与反质疑一直没有止息。因此，梳理古代文献文本、文字歧异以及校理、辨伪过程，可把《尚书》作为典型例子。

上古文献依靠手工传抄，成本高，传承流播艰难。再加秦火销毁，秦法禁止之后，民间保存的文献极少，流传近乎中断。汉朝建立后，废止秦朝酷法，鼓励民间献书。在官府提倡、利禄劝导之下，各种典籍纷纷再现：或凭记忆重新抄录，或偶然残存于民间的古代文本重见天日。《尚书》文本也大体经历过这样的重新面世的过程。据陈梦家《尚书通论》统计，从汉到晋，《尚书》共有伏生本、壁中本、孔氏本、献王本、中秘本、杜林本、孔传本7种文本出现，并列出了各个版本的具体情况[1]：

其实，汉代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伪本——张霸所献上的“百两篇”。《汉书·儒林传》载：“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尚书》不仅文本有着极大的歧异，文本内容也有极大的歧异现象。钱宗武先生曾说“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尚书》的文字歧异现象十分突出”，并探讨了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1.《尚书》在上古的传授方法和历代传抄传刻中产生文字歧异。2.今、古文《尚书》的争辩，《尚书》师承家法的影响以及历代辨正伪书产生文字歧异。3.《尚书》 经过隶变和楷化产生文字歧异。4.各种人为因素产生的文字歧异。”[2]

《尚书》是重要的传世文献，而文本、文字歧异又如此之甚，因而引起了学者探讨研究的巨大兴趣。孟子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尽管还不是重点针对文字歧异而发，但已启疑古先河。此后，汉代对张霸“百两篇”的校核否定，马融、三国王肃对《泰誓》篇的怀疑辨析开了文本质疑的先声。宋代吴棫、朱熹；明代梅鷟等学者从文辞难易等角度怀疑古文《尚书》，推断为伪作。到清代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的文本真伪问题更成为学术界的重大争议问题。

《尚书古文疏证》从篇目、篇名、史实、典制、历法、地理、文辞等方面做了考辨，广泛征引典籍为证，论定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为伪作。

张富祥先生认为：“其辨伪方法集前此之大成，可谓无所不至。[3]”

阎氏此作既出，毛奇龄即作《古文尚书冤词》为《古文尚书》抗辩。此后，有关《古文尚书》的争议一直延续于学界。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的陆续出现，《尚书》的文本、文字歧异辨证论争并不随材料增加而尘埃落定，反而日渐激烈，当然也日渐深入。

可见，延续千年的《尚书》文本、文字歧异辨证论争，对文献校勘辨伪的理论与实践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壮族手抄文献的源流与现状梳理

我国拥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种类型的文献。这些文献与汉文献相比较，尽管有产生年代、数量、质量上的差异，但它们既是本民族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献。

壮族曾借鉴汉字造字方式，借用汉字或利用汉字部件，创造出用以记录壮语的民族文字，即方块壮字，壮语称之为sawndip ，意为生字，不成熟的字。

据目前资料看，方块壮字目前所见最早实例为广西上林县的唐永淳元年(682年)摩崖石刻，宋代以后使用广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庄禅《鸡肋篇》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著作皆有所记载。如《桂海虞衡志》中描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余阅讼牒二年，习见之”。

历代壮族先民运用方块壮字记录生活的诸多方面，经长期创作积累，形成了大量的手抄文本。这些手抄文本实质上就是保存于民间的壮族文献，是壮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梁庭望先生把方块壮字文献分为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谱牒、信函、记事、民歌、长诗、剧本、说唱等十一方面[4]。

方块壮字及其文本记录一直只在民间手抄流传，方块壮字至今还是一种“活”文字，壮族人民仍然还在使用它记录民歌、口传作品等。方块壮字造字灵活，使用者根据所记录的壮语语音随时可以创造新字，因而其文本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和个体特色，释读理解难度较大。

方块壮字从未得到官方的规范和认可，也没能发展成为壮族的通用文字。其文献只能在民间以手抄形式传承。随时代变迁，方块壮字在民间的使用也趋向衰落，手抄文献也在逐渐失传，亟待抢救和保护。

笔者从2006年至2009年带领学生选择了6个壮族人口占人口比例80%以上的壮族聚居县份，调查壮族手抄文献及方块壮字使用情况，发现民间尚保存着数量可观的方块壮字手抄文献，其抄写年代较为晚近，多是近年重新抄录或创作的文本。其中存量最大，使用最频繁的是民间宗教书籍、山歌和民间故事，使用者群体人数最多的是麽公（壮族民间法师）与民歌手，调查分析结果已经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上。

方块壮字文献中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壮族麽经布洛陀》、《嘹歌》等，其中《壮族麽经布洛陀》列入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全国和广西的珍贵古籍名录也收录了一些方块壮字文献。这些民间抄本已经开始从自生自灭转向逐步得到社会承认，进入学术视野。

在壮族手抄文献中，《壮族麽经布洛陀》为公认的重要典籍。布洛陀是壮族神话中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创世神，在壮族民间广泛存在着麽教信仰 , 壮族学者覃乃昌认为：“壮族及其先民崇奉布洛陀为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和道德神, 并遵从其旨意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观念性体系。布洛陀文化是一个体系,它包括布洛陀神话文化、布洛陀史诗文化、布洛陀宗教文化、布洛陀始祖文化、布洛陀歌谣文化等, 其内涵丰富,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5]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较完整地搜集了《布洛陀》在民间流传的各种版本，其原始资料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田阳、田东、那坡和河池巴马、东兰、大化及云南省西畴等市县壮族民间，共8卷，计29个手抄本，每个抄本自成一体。

《布洛陀》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从自然万物到人间百态无所不有，从远古原始时代到近代阶级社会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囊括其中，堪称壮族的百科全书。这些内容分散于《布洛陀》29个版本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1.讲述布洛陀开创天下，创造天地万物，造干栏，造火，造土官，造文字历书，请布洛陀等各路神化解父子、婆媳之间的矛盾，禳除各方殃怪，保佑做法事的主家平安、富贵、长寿、和谐等。

2.众神创造万物，混沌使祖宜婆受风孕产下布洛陀等10个子女，布洛陀教授孤儿麽教法事，布麽请众神前来化解祖王和汉王两兄弟的恩怨，杀牛祭祖、超度亡灵，告诫人们要孝顺父母。

3.叙述稻谷的来历和赎招稻谷魂的过程，祈求来年年景好转。

4.讲述汉王和祖王兄弟相争，汉王被害，降天灾人祸申冤报仇，祖王请布麽做麽禳解冤仇，最终兄弟和好。

5.叙述掌管阴间地狱里殇死者的鬼王王曹的故事，主家请布麽来为殇死的父母安魂归宗，保佑死者亲人平安如旧，兴旺如初。

该书完整保留了原手抄本的经文原始面貌，语音上严格按照手抄本流传地方的壮语方言记音拼写，并配有国际音标、现代壮文、汉语译文，是目前最为可信的《布洛陀》版本。

三、《尚书》文本辨异方法对少数民族手抄文献研究的借鉴意义

从上梳理可知，《尚书》文本、文字歧异现象主要产生于手抄传承阶段，在秦朝焚书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使传承环节不够正常，又恰逢文字书体变异、文本重新出现的时间与方式不同而导致繁复的文本、文字歧异。由于《尚书》自身具有的最早史籍、五经之首等崇高地位，使人们无论从统治思想角度，还是学术研究角度，都不能舍弃其厚重蕴含，也无法忽略搁置。为此，人们多方寻求理论与方法，企图探讨并解决其文本、文字歧异问题。

壮族手抄文献，尤其是《壮族麽经布洛陀》的存在状态，与《尚书》在汉代的境况有很多相同之处：

1.传承方式都是手抄流传，都经历过被禁止、被销毁的艰难传承历史过程。

2.在本民族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3.流传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文本、文字歧异，整理、释读存在着很大困难。

姜亮夫先生曾经很直率地说：“把先秦文献这部分书籍中所有的主要问题胪列出来后，可以用“辨伪”一词来分解。能辨伪，则我们的研究算是能得其真，才算有价值，不然只是说些废话，乃至于假话，又有什么意思。不仅是无效劳神，而且是有害的虚伪结构。

这不是一件小事或一件简单的事，是很复杂、很繁琐的任务，关系到对文化忠实还是虚伪，对历史忠实还是混淆的大问题。

大体说来，先秦典籍有（一）全真而小伪，（二） 半真半伪，（三） 全伪，（四） 真伪杂揉这么四种形态。总起来看几乎可说无一书是全真的。”[6]

姜先生进一步探讨致伪原因，总结了几点：

“ （1） 文字变迁的原因 、（2） 方言差异的原因、（3） 区域性历史加入中原历史的“混同”之伪 。[7]

姜先生所论与壮族手抄文献目前状况有很大的相同点，他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

四、对当前少数民族手抄文献整理研究的思考

壮族手抄文献的整理研究方法亟需完善。借鉴已经取得丰富经验，具有坚实基础的各民族文献整理研究方法，有助于加快奠定民族文献整理研究理论基础。

归纳以上探讨可见，借鉴各民族文献的文本、文字辨异整理研究的历史经验，对壮族手抄文献做深入的整理研究，是推进壮族研究的必要途径与方法，为此，目前需要加快进行以下工作：

（1）对方块壮字进行全面深入的整理分析，总结其文字构成规律，细致辨析字形字义，形成大型字典、专书词典等工具书系列。

（2）对壮语本体及其方言进行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形成更系统细致的壮语语法、词汇、方言语汇等规范性著作。工具书系列。

此两项可为手抄文献整理研究奠定坚实的语言文字、文本释读基础，同时也是壮族文化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

（3）广泛调查、综合运用汉文献及其他民族文献记载、壮族民间口传历史、文学等材料，进一步释读、校理壮族手抄文献文本，辨识真伪，求得正解、甚解。

广西的其他少数民族，如瑶族也有“盘王券牒”、《密洛陀》等民族文献，其面临的问题也大体如同壮族手抄文献。此文探讨的问题，或者也可以对其他少数民族文献的校理研究提供参考。

【注释】

[1]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7月版，第35—47页

[2]钱宗武《<尚书>文字歧异成因说》，零陵师专学报1991年第 4 期

[3]张富祥《古文<尚书>辨伪方法异议》，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编辑《古籍整理研究与中园古典文献学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4] 梁庭望《方块壮字及其文献新探》，《壮文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5]覃乃昌《布洛陀文化体系述论》，《广西民族研究》 2003 年第3 期

[6]姜亮夫《古籍辨伪私议》，《学术月刊》 1983年 第6期

[7]同上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项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词汇文字研究” （编号10XZJ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