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彩銮，男，壮族，研究员。197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6年调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曾任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会长；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广西民族大学民族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工学院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南方考古、南方民族史、壮族文化、民族建筑和民族理论政策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目前已出版（含合著）《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左江崖壁画艺术寻踪》、《古南越国史》等20多部著作；在国内外20多家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

承担或完成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国西南边疆课题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94年被广西区政府授予“广西优秀专家”称号；1996年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民族及其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边疆地区，许多民族属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及其聚合力，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1、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概念、定义与内涵，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进行了阐释。后来，我国学者对之做了进一步研究和阐释。在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者的国度、立场、学科、方法及视角的不同，其观点自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特别是对国家认同的内容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

2、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研究者认为，民族认同是人类群体认同的一种，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民族认同具有强大的聚合力，对国家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

壮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发展历程

1、壮族民族认同发展历程

壮族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民族，而且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共170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0％以上，其余散居在与广西相邻的云南文山、贵州从江、湖南江华和广东连山等地。壮族及其先民世代居住生活在岭南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独特的文化。

壮族的民族认同，经过了一个自在到自觉，从朦胧到逐渐清晰、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从各支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壮族先民已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由于壮族先民世代生活在岭南地区，具有地缘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文化形态的同质性、同态性及传承性，因而有着自然的认同意识。正因为如此，史籍中把聚居在今桂东北地区的族群称为西瓯，把聚居在今桂西南地区的族群称为骆越。正是民族的同宗同源，文化的同质同态和共同的命运，使民族认同的聚合力更加强烈，特别是在遭受外来侵犯、民族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往往会扩大或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增强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也为后来壮族认同及其聚合力的不断增强奠定了基础。

2、壮族国家认同发展历程

壮族的国家认同，同样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从朦胧到逐渐清晰、从局部到全局、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聚合、从各支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壮族一直处于自我发展或独自发展时期，到秦始皇派兵征战岭南时，壮族先民的民族(或部族)认同已经产生或形成，但还没有国家概念，自然也就没有国家认同意识。直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推行封建制的郡县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留兵镇守，移民“与越杂处”，实行封建统治，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开始划入中央封建王朝统一管辖的版图内。从理论或逻辑上推论，秦始皇发兵征战岭南时，遭到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双方发生长达数年的激烈战斗，伤亡惨重。秦军虽然凭借强大的后援力量，瓦解并最终击败了西瓯部族，统一了岭南地区。秦始皇虽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并且统一岭南后也推行封建的郡县制，但因秦朝存在的时间短暂，前后仅15年，而且进军岭南时与西瓯部族发生激烈的战斗，给西瓯部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心灵创伤，其对立情绪或畛域之见很难在短期内消除。秦瓯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壮族先民的团结和凝聚力，唤起了先民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因壮族先民世代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尽管被秦始皇用兵所统一，但他们仍然在其故土上按照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生活着，因而还不会有明确的国家概念和国家意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

(1)唐宋推行羁縻州和土官制促进壮族的国家认同

唐宋时代，是壮族国家认同意识逐步形成或明晰的时期。

唐王朝建立后，在壮族聚居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地区推行羁縻州县制，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进行统治，即如同用缰绳拴马头以驾驭。中央政府任用各地方的壮族首领为官，使其听命于中央政府，为王朝中央镇守和管理地方，维护地方安宁，对于地方民族的内部事务，由其首领按照传统法规自治，官府不加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认同在壮族地区逐步扩大。到了宋代，从壮族的上层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的国家认同都有了新的发展。

北宋时期，宋王朝面临着来自北方契丹族的辽、西北党项族的夏和后来东北女真族的金等势力的入侵。于是，宋王朝把防御重心放在北方，无暇顾及南部边疆。此时，南面的交趾(今越南)李朝政权崛起，趁北宋王朝南部防务空虚之机，不断派兵侵犯广西南部边疆地区，恣意烧杀掳掠，直至攻破南部边疆重镇邕州，城内军民惨遭屠戮。面对交趾李朝军队的大肆侵犯，宋王朝采取了姑息退让的消极态度，助长了交趾李朝政权的有恃无恐。广源州壮民首领侬全福曾遣使邕州，请求率领部族内附，以求获得宋朝廷的保护。宋朝廷因惧怕惹怒交趾，生事南疆，拒绝了侬全福的内附请求。侬全福只好率领壮族民众奋起抗击交趾以自保，结果被交趾军捕杀。其子侬智高与母亲只好退回傥犹州(今广西扶绥县)，招集余部，建立“大历国”，继续开展抗击交趾的斗争。后由于寡不敌众，屡战屡败。情急之下，侬智高多次遣使到邕州，请求朝廷给予支持和保护，共同抗击交趾，准许通商互市。邕州知州非但没有接受侬智高内附、支持其抗击交趾的请求，反而四处派兵防范封堵依智高。在外受交趾军紧逼追杀，内附被宋朝官府拒绝和防范的无奈情境下，为了部族的生存，侬智高于1054年愤而率部举行反抗宋王朝的斗争。仅半个月就横扫岭南12州城，直逼岭南重镇——广州城下。由于广州城墙坚固，且宋军早有防备，智高军围攻57天不克，于是辗转回师广西，不幸在南宁东面的归仁铺(今南宁三塘)被以逸待劳的宋将狄青率领的宋军用计所击败，无奈逃入云南、老挝乃至泰国北部。

发生在南部边疆的侬智高起义，其历史背景、原因、结果及教训值得研究和思考。当壮族的民族认同聚合后，已上升为国家认同之际，却受到宋朝的拒绝和漠视，迫使侬智高率族起义，以争取民族生存的空间。这场斗争的事实说明，一个民族认同的聚合力具有双重性，既具有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也具有破坏作用。引导和使用得当，可起着对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有利作用；反之，就会起破坏作用。

(2)元明时代土司制增进壮族的国家认同

元明时期，中央封建王朝经前期推行的羁縻制的基础上，进而推行土司制。土司制度和羁縻制具有同质性，都是封建王朝实行的“以夷制夷”政策，任用地方民族首领为官，服从中央王朝的调遣，镇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并自治地方。但土司制又是对羁縻制的发展，其制度更为严密，并且采取众建寡力的措施，缩小土官的辖地，分散土司的权势，使之相互牵制，更加严格了对土司的任用、册封、承袭、职责、升迁、征调、奖罚等规定，进一步增强了壮族土司对王朝中央的依靠，因此而进一步强化了壮族土司的国家认同。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汉文化教育也有了新的发展，壮族各地兴建了书院、义学、社学、私学、学堂等，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壮族子弟增多，通过汉文化的学习，进而增强了壮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最典型的事例是明代田阳土司瓦氏夫人率领狼(使)兵奔赴浙江前线抗击倭寇的壮举。

(3)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与壮族的国家认同

改土归流是中央封建王朝在设土司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废除土司，改由流官统治的一项政治措施。自唐宋以来，因少数民族多聚居在边远山区，交通闭塞，民情复杂，风俗殊异，经济落后，中央王朝鞭长莫及，或不易统治管理。于是实行羁縻州制，任用其地方民族首领自治之。明代后期，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已有了较大发展，中央王朝的地方统治政权体系也已基本建立。长期的土司制度，其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一些土司由于势力日益强大，不断向外扩张，侵占其他土司的土地，不断引发土司之间的战争，给壮族民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破坏；明洪武初年，在壮族聚居的广西地区首先废除钦州七垌土司，改设流官。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遭到各地土司的强烈反抗，因而其间多有反复，改革过程曲折而漫长。但明清王朝改土归流方针已定，一直坚持进行。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民国政府最后完成了在广西的改土归流。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在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策制度。现在看来，改土归流政策不可能解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实际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内部问题，即使是改土归流，仍然需要依靠地方民族首领或长老的帮助。但是，废除与壮族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土司制度，广大农民脱离了对土司的人身依附，解放了生产力，加快了壮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统一的政治制度下，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进一步增强了壮族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4)清代抗法斗争与壮族的国家认同

19世纪70～80年代，法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越南南部之后，继而向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大举进攻，企图建立“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我国西南边疆受到严重威胁。在祖国边疆领土安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时，壮族人民挺身而出，积极参军参战，奔赴抗法前线，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抗击法国侵略军，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为保卫祖国领土安全和边疆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5)抗日战争与壮族的国家认同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主权受到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激起全国各族人民强烈愤慨，中华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僻处岭南的壮族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各大城市的师生和市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抗战，开展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声援前线的抗日斗争。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36年，东兰、凤山等革命老根据地和右江特委根据上级指示，把过去的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和行动，改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口号和行动。正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更增强了壮族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人们的向心力、内聚力和团结凝聚力，更增强了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

(6)新中国建立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与壮族国家认同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制度，各族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政策，壮族与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合法地位，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大力推进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壮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1958年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壮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没有壮族平等、合法的地位，就没有壮族社会面貌的巨大发展与变化，就没有壮族今天的富裕、文明、幸福、安定的生活，就没有广西民族的团结和谐、边疆稳定、社会进步、科技发达、社会繁荣的喜人局面。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壮族的国家认同有了全新的发展和提升。饱受苦难的壮族人民，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制度，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使壮族人民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铸成了壮族具有包容性和亲和力的民族品格，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广西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是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