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是大苗山土生土长的苗族妇女，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从未进过学堂、出过远门，苗语可以用歌来唱，但汉话一句不懂，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文盲。2005年4月，儿子出生，妻子坐月，需要老人来照顾。在妻子催促下，我回到老家，千请万求，才把母亲接到省城。

初来乍到，忙于照顾妻子和孙子，每天洗洗涮涮，母亲从早到晚没有时间歇息，生活还算充实。儿子两岁上幼儿园以后，我们白天上班，晚上才回到家里，母亲不会汉话，不能上街玩耍；不懂汉语，看不懂电视报纸，整天坐在家里，顿感空虚，百无聊赖，想起老家那快乐的情景，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要求我把她送回老家去。妻子和我商量很久，实在没有别的理由挽留母亲，只好勉强地说，目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等女儿放暑假以后再送她回去。到了暑假，女儿回来了，我们把情况给女儿说了，希望她亲自把奶奶送回去，女儿对此满口答应。女儿回来的第二天，我和妻子都上班去了，她把奶奶请到歌厅唱歌，因为没有别人，奶奶让孙女点了包括电影《刘三姐》插曲在内的很多老歌，由于有孙女陪同唱歌，有话筒共鸣，效果特别好，母亲越唱越起劲，竟然放歌唱了一个下午，满意而归。这次经历，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到了周末，妻子又带着母亲、女儿、儿子和几位居住在首府的苗族奶奶一起到歌厅唱歌，母亲和老奶奶们，既唱感人的红歌，又唱深情的苗歌，歌厅成了她们演唱的场所。我因为五音不全，在家里做了一桌佳肴，他们回来以后立即开饭，并举杯进行祝贺，几位苗族母亲对此夸奖不已。此后，妻子、女儿经常带几位苗族母亲一起去唱歌，而我每次都抽出时间回家做菜，从此，母亲再没有提出回老家的要求了。

去年秋天，我到区外学习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母亲神秘而又高兴地告诉我，她参加了民歌湖的老年舞美队，每天早上大家集中起来，在老师指导下学习跳舞两个小时，参加这个活动，既能认识很多新朋友，使生活更加充实，又能锻炼身体，使身心更加健康起来。看母亲像个孩子一样快乐，我心里十分高兴。晚上在枕头边，我对妻子说，明天抽空带母亲去体育商店买几套运动服，买几双柔软的运动鞋，好让母亲更加精神地投入活动。母亲一辈子下地劳动，虽然年过七十，但腰不弯、背不驮、体不胖、发不白，所以当运动服穿起来时，整个人的精神焕然一新，参加跳舞活动劲头更足了。在母亲的影响下，居住在琅东的几位苗族母亲，也加入了民歌湖舞美队，她们每天都在快乐中度过。

去年国庆节期间，在邕苗族乡友们一起到青秀山烧烤。大家正玩得开心、喝得爽心、谈得欢心的时候，母亲忽然对我提了一个新要求：今后在家可不可以也讲普通话。我立即问缘由，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最近与姐妹们跳舞，快乐是快乐了，就是语言交流比较困难，似有必要加强训练。我听了以后，心里高兴，于是满口答应她。此后，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既讲苗话，更讲普通话。为便于联系，妻子还给母亲配了一部手机，把母亲舞美姐妹们的电话全部录入，以便母亲随时随地与她们保持联系。有一天，我进母亲房间找东西，忽然发现母亲在写字，虽然字迹很潦草，但毕竟是她亲手写的，我问她怎么想起来要识字呢，她很坦然说在城里生活，没有文化不行啊，连唱歌都看不懂歌词，怎么行呢。我无言以对。第二天刚好周末，我和妻子把母亲房间打理了一下，换成书房的样子，好让她有地方看书写字。母亲对我们的行为表示满意，更加勤奋地学习起来。

社会学的理论认为，人的一生都在社会化过程中成长变化，每个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是一个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我母亲进城，其实也需要社会化的洗礼，她唱歌、跳舞、读书、写字等行为，其实就是她完成社会化不同阶段各项任务的生动体现，母亲社会化越快，她进城居住的幸福指数就越高。

当 “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我衷心地祝福天下所有母亲：健康、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