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全面发展

　　元明清时期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拓展的时期。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面积达1372万平方公里，超越以往历代，确立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元朝统一广西后，于元贞元年（1295年）设置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在今桂林，此为广西得名之始。为了加强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在继承唐宋王朝实行羁縻制的基础上，推行土司制（又称“土官制”）。明代是土司制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羁縻制与土司制的共同点，是委用地方民族首领为官，政治上服从中央王朝，对于地方民族内部事务，则由其民族首领自行管理，朝廷不加干预，这是自汉代以来实行的“以故俗治”“以夷治夷”政策的延续。明王朝进一步完善了对土官的考核、任免、承袭、升迁、惩罚、贡赋、征调等制度，加强对各地土司的管理。土司制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维持广西社会的安定，推进广西的开发，促进广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

　　历史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规律都是双向、相互的，并且是在民族交往过程中自在进行。民族文化的互鉴和相互吸收，形成了相得益彰、互利共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效应，使得交往交流交融保持持续性活力，进而转化成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动力，而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国家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构筑了各民族共享的物质田园与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一时期，中原汉族仍源源不断地迁入广西，与广西相邻的云南、贵州彝族、仡佬族，越南的京族和来自内地的回族亦相继迁居广西，奠定了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回族、彝族、水族、仡佬等多民族交相居住的格局，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广西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自秦代以来，广西一直是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浸润，塑成了广西民族的爱国意识，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每当国家主权受到威胁、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广西民族总能以强烈的爱国情怀挺身而出，为捍卫祖国尊严，英勇无畏，拼死奋战。从明代瓦氏夫人率俍兵抗倭，到清朝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冯子材率领萃军抗法斗争，都显现出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爱国主义精神。明代时，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并建立据点，烧杀掳掠，人民深受其害。明王朝屡调官兵征剿，但屡剿屡败，寇害愈炽，使得江浙地区出现了“瑾壤虽存，鞠为茂草，孤村相望，则民不得务农”的惨状。面对倭寇猖狂肆虐的严重局面，明王朝一筹莫展，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专办剿倭事宜。张经把扫平倭寇的希望寄托在骁猛鸷悍的广西壮族俍兵身上。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张经奏调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俍兵前往江浙抗倭。年届57岁的田州土官岑猛之妻瓦氏，以国家利益为重，强忍丧夫失孙之痛，毅然请缨统领俍兵出征，亲率6000人的俍兵，自备粮草，水陆兼程，奔赴江浙抗倭前线。出发时，瓦氏夫人发出誓言：“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以示拼死抗倭的决心。到达抗倭前线后，瓦氏亲率俍兵，运用田州岑氏“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之精绝者”的阵法，先后参加柘林、盛墩、嘉兴双溪桥、松江、昆山、漕河泾等大小战役10次，同仇敌忾，骁勇善战，连获大捷，扭转了抗倭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受到明王朝的奖赏，被封为“二品夫人”，江浙一带人民高度赞扬“花瓦家，能杀倭”。瓦氏率领俍兵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在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扰和掠夺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成为彪炳青史的巾帼英雄。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高度赞扬瓦氏夫人抗倭精神，指出，“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就是这样的历史佳话。”

　　历史上，曾出现过五次中原人大规模迁徙广西，即秦汉、朝北朝、唐朝末年、宋朝末年和清朝中后期。每一次大的迁徙，都给广西带来了新生力量和先进的中原文化，极大推动了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如果说清朝以前的历次迁徙，中原人主要分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广西东北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迁入的人口未改变广西总人口比例。那么，清朝初年至中叶大量迁居广西的汉族，无论是人口数量和迁徙的纵深度，还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都超过以往历代，对于加快广西的开发，特别是广西商业的发展及民族的融合，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农村破产流民手工者、商贩等相继涌入广西。清朝龙启瑞在《粤西团练略序》中说：“自道光二十一年后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毗连……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汉族大量迁入，改变广西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的比例。明代中期，广西的人口比例是“壮八民二”（即壮族占八，汉族占二），明朝后期变成了“壮七民三”。到了清朝中后期，大量汉族迁入广西，加上前期壮汉杂居的桂东北、东南地区的壮族多已汉化，汉族人口开始超过原住的壮侗族。另一方面，因为前期交通较为便利的桂东北、桂东南的平旷地区已有汉族居住，所以，后来迁入的汉族便溯西江、郁江、浔江而上，深入桂西、桂西南的左江、右江和桂西北的红水河、柳江诸流域。至此，汉族已遍布广西各地。凡桂中及桂西的圩镇集市，几乎都是迁入的汉族所开拓，故有“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苗瑶住山头”之说。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的迁入，极大推动了广西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壮汉杂居的桂东南地区，由于汉族人口多，分布广，壮族继续融入汉族，而桂西地区广大乡村，仍是壮族集中居住之地，迁入的汉族集中在当地的圩镇，设铺经商，因长期与当地壮族杂居和交往，其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及民间信仰等，深受壮族的影响而逐渐壮化，融入壮族。如百色市靖西、德保等县（市），壮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8％以上，而当地的许多圩市（乡镇），原来是清代从广东迁来而开辟的，现在户籍登记的民族成份，多是壮族。如靖西市的安德镇，镇上有20多户，其族谱中清楚记载是清代从广东新会迁来的，现在全部成为壮族，说壮语。汉族的壮化，这在全国少数民族中是少见的，反映了广西民族的自在交往和自然融合，体现了壮族及其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壮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促进了壮族文化的发展。名扬海内外的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和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壮族山歌，堪称壮汉文化交流交融和文化创新的典范。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其节期源自中原汉族传统的上巳节，是汉族民间举行“祓除畔浴”活动的重要节日。中原汉族南迁后，把上巳节传入广西。壮族素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和善唱山歌的传统，流行于早春农闲时，青年男女汇聚于岩洞前或田峒溪水边对唱山歌，互诉衷情。因汇聚人数众多、规模宏大，形同圩场，故称“歌圩”，因此广西便有了“歌海”之誉。为了便于各地青年男女汇聚对歌的时间，故以每年农历三月三为歌圩节，这是壮族借鉴、吸收汉族上巳节的节期，注入了本民族特色文化的内核，形成了壮汉民族节日文化的交融。另一方面，壮族支系多，分布广，方言繁杂，按照语言学的划分，壮语分有南壮和北壮两大方言区，其中南壮方言中有五个土语区，北壮方言中有七个土语区。各土语区之间，语言词汇的声调不尽相同，影响了相互间的山歌对唱、交流与传播。广西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原汉族迁入或汉文化传入时间较早，受汉语影响也较深，因此，当地壮族多掌握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即柳州官话）。于是，当地壮族群众在歌圩中流行用柳州话对唱山歌，而且流行范围日趋扩大，进而形成壮族歌圩的主流，促进了歌圩在族际间（如广西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瑶族、苗族等）的传播，蜚声海内外的电影《刘三姐》，就是在这样的壮汉文化交流交融背景下创作产生的。正是壮汉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壮族三月三歌声飞出大山，走出广西，迈向世界。如今，壮族三月三已经成为广西各民族法定的传统节日。

　　广西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事实证明，壮族先民是最早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民族，也是边疆地区最早纳入国家统一开发格局中的地区，促进广西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壮族开放、包容的民族品格，增进了广西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了各民族共饮一江水、同耕一峒田、共度一个节、同赶一处圩，共唱一台歌、同进一家门（民族通婚）的和睦局面。可以说，广西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是广西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历史篇章，实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于广西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历史传统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广西各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成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有了质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广西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广西各民族在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指引下，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以饱满的热情，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和壮美广西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而奋斗。

　　（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图片由黄鹤提供）

编辑：韦亦玮复审：黄慧华终审：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