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发展

　　东汉以后，中原地区进入了战争纷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南方地区则较为安定。因此，大批中原人为避乱纷纷举家南迁，有的屡经辗转进入广西地区。这是继秦汉时代以后大批中原人的再次南迁，既给广西带来了新生力量，也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唐宋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持续传入和长期浸润，广西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力，使之成为加快广西经济文化发展的内聚力和推动力，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较为宽松的人文环境。

　　唐朝统一广西后，继承和发展了南越国赵佗实行的“和集百越”和汉武帝“以其故俗治”政策，推行“全其部落，不革其俗”的羁縻统治政策，先后在广西设置了57个羁縻州，48个羁縻县。正如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自唐以来，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之，姑羁縻之而已。”广西与中央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唐宋朝重视边疆地区经济和民智的开发，徙民南居，推行军屯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尊孔读经，传播中华文化，推行科举制，培养和选拔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催化了壮汉文字合璧的古壮字的产生。

　　学校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是延师教学、读书识字、传授文化、开启民智、增长学识、培养人才、培育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隋朝是广西兴办官学的开启时期。据《隋书·令狐熙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桂州（今桂林）总管令狐熙专门拨款为各州县“建城邑，开设学校”，使得“华夷感敬，称为大化”。唐宋时期，官办学校兴起，广西各地相继开办了府学、州学和县学，书院、私学或私塾等教育也逐步发展起来。如建于唐初的柳州府学，是广西最早兴建的官学，由柳州刺史柳宗元亲自操办。其次是唐大历年间（766年～779年）李昌巙任桂州刺史兼桂管观察使时，在桂林独秀峰下修建的“宣尼庙”，设东西庠（学校），这是在桂林创办的第一所官办学校。宋代以来，兴建的府学增多，如创建于北宋初年的浔州府学（今桂平）、廉州府学、庆历三年（1043年）的庆远府学、宝庆元年（1225年）的南宁府学等；同时在广西各地兴建书院，如建于宋代的勾漏书院（今容县）、清湘书院（今全州）、宣城书院（今桂林）、驾鹤书院（今柳州）、龙溪书院（今宜州）。

　　广西各地兴办的私学或私塾，早在东汉至南朝时期已经出现。当时，为避乱南迁的学士，在广西招徒授学，如著名经学家士燮，学士刘熙“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三国时徙放交州的虞翻，谪居广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三国至唐代时，因移居、徙放、为官南居的文人学士增多，著名的有陆绩、颜延之、李昌巙、柳宗元、黄庭坚、张天宗等，热心讲学，传授汉文化，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广西的传播。各级各类学校的兴办，使广西民族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学习汉文化，接受以儒家思想和理学为核心的文化教育，使“华夏之风”从桂东逐步向桂中、桂西地区扩展，通晓汉文的文人不断涌现，逐渐形成广西本土文人阶层。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唐宋王朝继承之，并且因地制宜，专门为岭南边地设置“南选”及专供广西考生的“贡院”，旨在选拔广西优秀学士，有利于本土人才的成长，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日益增多，如宋代宜州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达五六百人，考取进士的有279人，其中有不乏壮族子弟，如融州（今融安）壮族覃光佃、覃庆元、覃昌祖孙三代都考中进士，故有“一门三杰”之誉。各类学校的开办，延请有造诣的汉籍学士为师，传授文化知识，广西人民的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广西本土文人队伍，许多人通过入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等），能与汉籍生员一样，被授予官职，成为朝廷或地方要员，从此改变命运，为国效力。如覃庆元中进士后，被宋朝廷授封为御史中丞；其子覃光佃中进士后，被授封为监察御史；其孙覃昌中进士后，被授封国子监祭酒；北流覃允远为宋代进士，官至广东罗定州正堂，后升任河南开封府正堂。学校的兴办和教育的发展，加深了汉文化对广西民族的影响，增进了广西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此人文发展的大背景下，壮族文人借汉字仿造的古壮字应运而生。

　　古壮字（旧称“方块壮字”“土俗字”），是壮族及其先民在学习和掌握汉字的基础上，仿照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构造方法创制的一种民族文字。据研究，古壮字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流行等三个阶段。汉代是古壮字的萌芽阶段，即壮族先民借用汉字来记录壮语语音，对古壮字的成形产生很大影响。其雏形在汉代已经出现。如杨雄《方言》中的“犟，牛也”、“虢，式八切，虎也”、“把，鱼也”等，就是记录壮语词使用的汉字。其中“犟”是壮语“水牛”，“虢”是壮语“虎”，“把”是壮语“鱼”。唐代是古壮字形成的重要时期。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刺史韦敬瓣撰写并刻立于今南宁市上林县的《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文中，发现有10余个古壮字。宋代是古壮字的发展时期，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对民间使用的古壮字作了较为具体的记述，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根据1989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初稿）统计，共有10700多个字，其中定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些古壮字是从数百年前出版或手抄的牒诉、券约、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所收集。所以说，唐宋时期是古壮字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元明清时期古壮字的盛行以及在民间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并且被广泛应用于壮族民间记录经文、神话、故事、歌谣、谚语、剧本、楹联、家谱、契约等，并且还在布依、水、瑶、京等民族民间流行使用。显而易见，汉字对壮族古壮字的产生有着深刻影响，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

　　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必将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成为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宋代广西瓷器烧制业繁荣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宋代是我国瓷器烧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以五大名窑（即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六大窑系（即定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产品精良著称，代表当时中国瓷器烧制的巅峰水平，也是广西瓷器烧制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中原瓷器烧制技术的影响下，广西瓷器烧制业兴旺发展，无论是烧制规模、瓷器品种，还是烧制技术和瓷器品质，都超过以往历代。据调查，目前广西发现的宋代瓷窑有60多处，几乎遍布广西各地，主要有南宁市邕宁区凌慕窑、五塘窑、新村窑，宾阳县有邹圩窑；北海市合浦县下窑、上窑、中窑、东窑、西窑、红坎窑等；梧州市藤县中和窑，岑溪市南渡窖；柳州市柳江区里雍镇立冲南窑，柳城县洛崖、大埔、黎田、余家、对河、西门窑等；玉林市郊平山新村窑，容县城关窑、大化窑、龙殿窑、大神湾窑，北流市有岭峒窑、碗窑村窑、瓦响坪窑、仓田窑；桂林市郊区窑里村窑、东窑村窑、星华窑，全州县大湾渡窑、永岁窑、蒋安岭窑，兴安县有严关窑，灵川县有上窑、下窑、甘棠窑，永福县窑田岭窑、三北洲窑；贵港市郊瓦窑岭窑，桂平市西郊窑、伟杨窑、蒙圩窑、罗秀窑；钦州市浦北县土东窑、平山窑、武思窑；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窑、铺门镇窑，富川朝东镇水谷村窑，钟山县红花镇窑；百色市郊区林屋屯窑，田阳区那赔窑、那音窑、六谭窑群，凌云县逻楼乡哥么村窑；来宾市武宣县陈家岭窑，象州县瓦厂村瓷窑；河池市宜州区窑头堡窑、德胜窑等。其中以永福县窑田岭窑、兴安县严关窑、藤县中和窑、容县城关窑址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宋代广西瓷窑烧制的瓷器以青瓷、青白印花瓷为主，也有部分为青釉、黑釉、红釉和窑变瓷。其中以藤县中和窑、永福县窑田岭窑、兴安县严关窑、容县城关窑等最具代表性。器型主要有各式碗、杯、盒、缽、壶、罐、瓶、灯、炉、盂、熏炉、枕、腰鼓、印花模具等。装饰花纹有折枝、缠花卉、缠枝卷叶、海水游鱼、飞禽等，纹饰布局严谨，技法娴熟，线条刚劲而流畅，纤细而精巧。其瓷器产品胎质洁白细腻，坚硬轻薄，釉色莹润光洁，胎釉均有良好的半透明度，叩之有清脆悦耳的金属声，达到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高品质境地。宋代广西瓷器的生产，无论是器型种类、形态和装饰花纹，还是窑床结构和烧制工艺，深受中原地区的定窑（今河北）、汝窑（今河南）、钧窑（今河南）、耀州窑（今陕西）及景德镇窑（今江西）等窑烧制技术的影响。因为宋代，随着广西与中原内地关系的日趋密切和大批中原汉族的不断南迁，民族交往交流不断加深，中原地区的瓷器烧制技术亦传入广西，南迁的汉族与当地民族携手合力，烧制出品质精良的瓷器，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产品通过水路销往内地，并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南洋诸国。唐宋时期广西瓷器烧制业的繁荣发展，见证了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力与成就。

　　（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图片由黄鹤提供）

编辑：韦亦玮复审：黄慧华终审：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