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曲折发展

　　国家的统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治基础，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正式划入统一的秦朝版图。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及郡县的设置，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为了巩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把南征的数十万大军留戍岭南，同时相继将大批中原人迁移岭南，“与越杂处”，正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这是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进入广西之始，开启了广西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时代。大批中原人南迁，给岭南带来了掌握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新生力量，促进了中原民族与岭南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岭南虽然只有短暂的五年时间，就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声浪中覆灭了，但其意义是十分重要而深远。首先是秦始皇将具有区位优势的岭南作为边疆地区统一的首选目标，说明岭南地区通向南海和东南亚的独特区位。岭南的统一，使广西正式纳入大一统国家的版图，广西西瓯、骆越成为中华民族一员。其次是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开启了广西开始纳入国家统一开发大格局的先河。其三是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开启了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岭南民族与中原民族直接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先河，加快了岭南文明的进程。其四是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为了补充兵员和物资，令越裔史禄组织在今兴安兴修的灵渠，沟通了漓江与湘江的水路交通，打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两大水系，盘活了中国从南到北的水运网，对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深远影响。灵渠是一项工程浩大、结构巧妙、意义深远的水利工程，在世界水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灵渠开凿工程虽然是秦始皇指令史禄主持，但大量的开凿、修筑工程应是由当地西瓯部族参与而完成的。所以说，灵渠是壮族先民与中原民族合力完成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硕果的历史见证。

　　秦末汉初，中原地区陷入群雄逐鹿的混战局面，社会动荡。公元前204年，驻守岭南的秦朝旧将、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为了避免中原战乱的南延，维护岭南社会的安定，受南海郡尉任嚣之托，据关自守，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今广西属桂林郡不变，为南越国属地。南越国建立后，为了在越人聚居的岭南地区立足，巩固新建立的地方政权，赵佗根据岭南民情，因地施策。采取了以“和集百越”为核心，旨在争取越人支持，缓和汉越民族关系，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任用当地越族酋首为官为将，团结和吸收越族上层人物参与王国政权管理，通过这些首领去影响其部众，争取越人的支持。如任用越人酋首吕嘉为南越国丞相，直接参与王国的管理。吕嘉之弟被封为将军，其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归义侯郑严、田甲、驰义侯何遗、越郎都孙稽、桂林监居翁、佐将黄同、僚侯毕取、揭阳令史定等，都被授予军政要职。赵佗的这一系列举措，确保了越族首领的利益，获得越族首领及其部族的支持。二是遵从当地越人习俗，拉近与当地越人民族距离，增加了汉越民族的亲近感，密切民族关系，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反之，如果其习俗受到歧视，自然会引起越人的反感，伤害其民族感情，造成民族间的隔阂与矛盾，进而会引发民族的反抗斗争。建立于岭南越人聚居地，以中原人为主体的南越国政权，如果得不到广大越人的支持，就很难在岭南立足，影响其政权巩固和社会的稳定。据文献记载，久居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熟知尊重当地越人风俗习惯的重要性，于是采取“顺其俗治，全其部落”的策略，带头尊重和遵从越人习俗，还宣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越人长老），并且脱去中原汉式官服和鞋帽，穿上越人服饰，按照越族“魋结箕倨”的装束会见汉朝使者陆生，由此拉近同越人的距离。在赵佗的影响下，久居岭南的中原官吏亦效仿之。正是这些举措，逐步消除了汉越民族的畛域之见或民族隔阂，亲近或融通了汉越民族的感情。三是鼓励“汉越和亲”，促进汉越民族的交融。民族间的相互通婚，是密切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的有效途径。赵佗鼓励汉越民族通婚，应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不仅留下数十万军队戍守岭南，而且派遣大批官吏远赴岭南各郡县任职，同时将大批中原人迁居岭南。在中原地区社会动荡、南越国据关自守之后，如果大批戍守岭南的官兵和南迁的中原人的配偶问题得不到解决，人心难以安定，必定会影响南越政权的稳定。虽然赵佗曾向秦朝廷“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从中原征来的15000未婚女子，虽然能解决部分无配偶的中原人娶妻成家问题，但对于南居的数十万中原人而言，只是杯水车薪。二是鼓励南迁的中原人与当地越族妇女通婚，既能解决留居岭南的中原人的配偶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心生活；又能密切汉越民族关系，融通民族感情，加快汉越民族的融合，确保南越政权的稳定。据史籍记载：南越国王室带头与当地越人联姻，如王室婴齐娶越女为妻；丞相吕嘉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可以说，南越时期赵佗鼓励汉越民族联姻措施，开启了汉越民族通婚的先河，促进民汉越民的交融，为后来汉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实行越人“自治”政策。岭南是越人聚居之地，支系繁杂，形成诸多部落或方国，广布于山重水复、交通不便的山间谷地之中，各有其王、侯、将及领地，而且据险自守，各治生业，互不统属，民情复杂。赵佗根据各地实际，采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措施，任用其首领为官，同时派汉籍官吏“典主”（监督）之，对于越族内部事务，遵循“全其部落”的原则，不加干预，由其首领“主民如故”。这一政策的实施，既团结了当地越族首领，也安抚了越族民众，融通了民族感情，使之支持南越国政权，维护了岭南社会的安定，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因此受到汉高祖刘邦的赞赏，称赵佗治理岭南“赖其力，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五是输入中原的犁、耙、锸、锄、铲等铁制生产工具及牛等生产力，发展生产。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国力尚弱，无力集兵征伐南越国，姑且承认其存在，与之互通使节和贸易交往。汉代初年，岭南地区尚属地广人稀之地，农业耕种方式尚较原始，还流行“砍倒烧荒”“火耕水耨”“随潮水上下”的耕种方式，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南越国建立后，实行重农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和牛耕，并通过长沙边邑，不断从中原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对改变岭南地区落后的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不仅巩固了南越国政权，而且维护了岭南社会的安定，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融合，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因此，在南越国的93年里，不仅岭南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而且与西汉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中原生产工具源源不断输入岭南，中原文化持续在岭南地区传播。所有这些，与南越国赵佗实行的一系列“和集百越”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西汉时期，随着汉朝政权的巩固和国力的增强。汉武帝时期，由于南越国拒绝统一、诛杀汉朝使者。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调集大军，水陆并进，一举平定了南越国政权，岭南复归统一。汉武帝能一举平定南越国政权，与当地越人首领及民众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是前期汉越民族关系的缓和与和解的结果。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将秦设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分设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继承秦制，继续推行封建郡县制，一方面委任郡县官吏、留兵戍守、徙民南居；同时将原在南越国任职、助力平定南越国的越族官吏调至内地任职，如封苍梧酋首赵光为随桃（今河南南阳）侯、封桂林监居翁为湘成（今河南方城）侯、封西于王为下郦（今河南南阳）侯，随同越族酋帅任职的还有其亲属和族人，这是历史首次由官方迁移中原的岭南越人。汉王朝借鉴南越国赵佗“和集百越”的因地制宜政策，实行由地方越族首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统治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输入中原生产工具，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修建合浦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广西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新发展。

　　民族的迁徙流动，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而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动力。文化的认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及价值观念的相同或相似性，具有文化的同质性，使得彼此产生亲切感、亲近感和可融性。二是对于先进生产技术及其文化的向往，包括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文明生活方式。壮族先民西瓯、骆越及乌浒、俚及僚人，对于中原文化认同的内在原因便是如此。壮族及其先民是稻作农耕民族，世代以种植水稻为主，中原汉族是麦粟农耕民族，世代以种植麦粟作物为生，彼此都是农耕民族，无论是水稻还是麦粟种植，生产周期长，对土地、雨水、光照等自然条件有着很强的依赖，由此塑成了以农为本、安土重迁、重视现实的观念，流行自然崇拜，信仰多神，期待社会的安定，种植的农作物才会有收获，其文化具有同质性和相融性。当其民族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彼此有亲切和亲近感，加上民族政策得当，文化认同便在交往交流过程形成与增强。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的传入，包括青铜铸造技术、纺织技术、铁制工具、牛耕等，其优良的生产效率，代表了当时中华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因而为壮族先民所认同、吸收和应用，达到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效果。根据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瓯骆地区的青铜铸造业、铁器的冶铸业、纺织印染业、陶瓷器烧制业、漆器制造业、造船业、玉石器和矿产开发等，都有了新的发展。贵港、合浦、梧州等地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铁器、陶器、漆器、玉器等，在每一类器物上，如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铜鼓、铜桶、铜筒、盘口鼎，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的铜凤灯、铜仓等，既含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又有广西地方文化特色，体现出中原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即使壮族先民骆越人绘制的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左江花山岩画，同样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基因，如画面中心高大人物身佩的刀剑、铜鼓和羊角钮钟等青铜铸造工艺及使用规制，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合浦港的兴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大批中国产品远销海外，许多海外品（如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琥珀、玛瑙等）亦通过合浦港销往内地，开启了广西与海外交往交流之先河。所有这些，都是中原民族和广西民族携手合力开创的结果，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见证。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留兵戍守，迁徙移民“与越杂处”，是中原民族与广西民族直接接触、交往之始，那么，经过南越国至两汉长达500余年的持续统治，汉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民族的畛域之见日渐消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汉越民族的通婚，加快了民族的融合，标志着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发展，为后来广西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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