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关注 | 湘江畔,那颗永恒的定盘星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又 见

发布时间:2026-09-04

湘江·1934(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张庆涛

92年了,湘江水依旧流淌不息。夏日的风从五岭的山坳里吹过来,裹着草木的气息,吹过坐落于广西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前那片广场。广场上有一条雕塑长廊,叫“红军魂”——褐色的花岗岩上,那些红军战士的面孔被光影勾勒得棱角分明,有人紧握钢枪,有人仰天呐喊,有人搀扶着战友向前冲锋。他们的目光越过广场,越过湘江,望向同一个远方。

我站在雕塑长廊前,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踮起脚尖,想把一朵小白花放在基座上。他太小了,够不着,旁边的大人弯腰帮他摆正。孩子仰起脸问:“红军叔叔为什么要过河呀?”大人没有立刻回答。他大概在想,要怎么跟一个几岁的孩子解释清楚那条河,那些人,以及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的那封紧急电报——“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2个字背后,那种身处悬崖边缘的十万火急。

才喜界的风,还是那样冷。

石壁粗糙,像老人皲裂的手掌。1935年2月,当地瑶族群众取黄家寨、孟山、矮岭三个寨子的首字,合署名“黄孟矮”,在观音岩石壁上凿下这样一首诗:“朱毛过傜(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冬月,傜(瑶)胞把家还。”

岁月流转,风雨蚀了字迹,但那诗句依旧滚烫。这是红军总政治部发布长征期间最早的民族政策《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之后最震撼的回响。诗中的那个“傜”字是单人旁,而非彼时国民党政府所用的反犬旁“猺”。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千百年来,红军第一次把少数民族的称谓,从侮辱性的“猺”改为“傜”,瑶族群众奔走相告:共产党把瑶族当人看,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还有红军经过桂北时发布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书写的革命宣传标语,以及当地的民间歌谣与故事……这些看似零散的展品,串联起的正是一幅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军队,与各族群众血肉相连、风雨同舟的画卷。

界首的那条街,走到头就是湘江。

1934年11月27日,红四军团抢占界首渡河点。当晚,红三军团以四师为前卫直插湘江边,架设浮桥。有人说,如今界首街上卖米粉的、卖橘子的、卖香烛纸钱的,有很多是当年那些红军的后代。没人说得清,哪一碗桂林米粉里揉进了谁的血汗,哪一个橘子是哪一个人还没来得及尝一口的甜。但湘江记得,那年冬天它承载了多少年轻的生命,至今仍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

在界首附近的光华铺阵地,红十军团团长沈述清腰间别着驳壳枪,手里握把卷了刃的砍刀。敌人迂回至三营身后直插光华铺侧翼的渠口渡,沈述清率一、二营与敌人反复冲杀,巩固了阵地,抢回了渡口,而他却被榴弹炮击中牺牲。同日,师部派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接任不久,杜宗美在指挥反击时中弹牺牲。一天之内,两任团长倒在了光华铺冰冷的河水中。

后来,界首守住了,浮桥也保住了,军委纵队安全渡河。

从界首沿江而下,便是大坪渡。1934年冬,江水比铁还冷。这里是湘江被血与火撕开的一道伤口,但也是突围的豁口,红军迎着弹雨扑向对岸。

雕塑凝固了冲锋,石碑立在岸边,像一面旗帜。92年了,江水流,绿草长,那块石头还铭记着那年冬天的铁和血。

从大坪渡到凤凰嘴,是10公里的沿江步道。今年5月,桂林旅游学院的80多名学生来此“重走长征路”,全程徒步。学生们问,红军冬天涉水过江不冷吗?水流那么急,怎么过?这些问题,红军战士用身体和行动回答了。数万双草鞋踏碎了晨雾,三天三夜,江水滚烫。

脚山铺,这里没有山,只有坡。

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三大阻击战之一,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红一军团以区区四个团的兵力,对抗国民党刘建绪部六七个师的疯狂进攻。1934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队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进攻,战至30日下午,红一军团米花山、先锋岭等前沿阵地相继失守。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誓死不当俘虏,夺枪自尽,年仅26岁。

脚山铺的土里,埋着一些名字,有些压根就没来得及被人记住。

92年前那个冬天,蒋忠太带着12岁的儿子蒋受宇上山砍柴,看见了散落在山间的7具红军遗体。那些士兵都很年轻,血淋淋的,让人不忍心看。蒋忠太用稻草和铁铲,把遗体就地掩埋,堆起一个小小的土坟。

后来,蒋忠太被人告发,病死在牢里,他临终前反复叮嘱儿子:“米花山上埋着7位红军,往后每年清明、春节,你一定要去祭拜。”蒋受宇记住了。后来他将这句叮嘱传给儿子蒋石林,蒋石林又传给儿孙……92年,五代人,一代接一代,从未断过。

而今,蒋石林82岁了。他细心地擦拭着碑石,他不知道这些红军战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每年清明,总有人爬上脚山铺的山坡,对着空气喊一声“爹”,喊一声“爷”,喊一声那个在记忆里早已模糊了面容、不知该如何称呼的先人。山坡上的草年年绿,年年枯,年年长,守着那些沉默的名字。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展厅里,一件展品令我停下脚步。那是一杆沿用十六两制的老秤,木质秤杆因为年代久远显得黑亮,但杆上的刻度细密而清晰。秤杆上标志起算点的那颗星叫作“定盘星”,即秤砣挂在这个位置时,正好与空秤盘平衡。它是公平、公正的准绳。

1934年11月,红军炊事班到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村民廖增琼看见那些穿灰布军装的士兵,衣衫单薄,满脸疲惫,却没有拿老百姓一粒米。他二话不说,把自家攒的一袋粮食扛出来,要塞给红军。

红军不收。他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问廖增琼家里有没有秤,要称了粮食照价付钱。廖增琼再三推辞,红军执意不肯。他只好拿出这杆十六两秤。粗糙的手掌抚过秤杆,称好了粮,炊事班班长从怀里掏出钱,一分不少地数给他。廖增琼后来逢人就说:“红军就是秤杆上那颗定盘星。”

再后来,廖增琼的家人把这杆秤捐给了纪念馆。它躺在玻璃展柜里,木色发黑,却还称得出“精准”的重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还有一幅油画,画的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油画上方,赫然写着烈士生前的铮铮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湘江战役时,29岁的他率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保证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封锁。全师6000余人,以血肉之躯抵挡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中他腹部中弹,用皮带压住伤口继续指挥。队伍行至道县驷马桥附近,遭保安团截击,他因伤势过重无法随队突围,不幸被俘。押送途中,趁敌不备,他将手伸入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如今,他的石像立于江岸,静静地望着湘江。

离开米花山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湘江在不远处静静地流着,水面泛着碎金般的光,而有些人永远留在了河的这一边。他们倒在米花山上,倒在脚山铺,倒在光华铺,倒在湘江边的每一寸土地上。

湘江还在流淌,定盘星还在发光。那杆秤上的第一颗星,照亮的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信任,也不只是一支军队的纪律,它照亮了一种纽带:军队和人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红军用一杆秤回答了这个问题:平等,信义,人民至上。而老百姓用数十年的守望回答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的队伍,值得用一生去追随,世世代代去铭记。

8.6万余人的队伍,过江后只剩3万余人。桂北的江水被鲜血染红,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孩童在“红军魂”雕塑长廊前抬起头,问大人“红军叔叔为什么要过河?”答案都在湘江的风里。风吹过才喜界的石壁,吹过界首的浮桥,吹过大坪渡的弹孔,吹过脚山铺的黄土,吹过米花山的松柏,吹过那杆十六两秤上细细的刻度,吹过陈树湘望向湘江的石像……

风没有声音,可它带着当年长征的温度,一直吹到今天,吹进每一个站在“红军魂”雕塑前的人的胸膛里。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而那颗定盘星,是这一切的起点,也是永恒的准绳。

《中国民族报》2026年9月4日第6版。

编辑:韦亦玮  复审:覃雅妮  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