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钓鱼比赛》创作谈：做一个拼尽全力推箱子的人

随着年岁增长，这种困顿感日渐强烈，而且越来越具体、直接。有一次，我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凌晨时分到达郑州站，上来两位乘客，是一对中年夫妻。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个男人特别固执，他非要把行李箱推上火车上铺的行李架。当时我还没睡着，昏暗中看见他一次次托举行李箱，他个子不高，行李箱又特别大，箱子久久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然后，他把车厢里的人都吵醒了，大家多有怨言。那天晚上我再也睡不着，那个悬在空中的行李箱一直在眼前晃动。不仅如此，在后来的许多时候，这个画面都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就想这个行李箱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它对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一定是很重要的存在，或者这个男人本身就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就是单纯想把行李箱推上去。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个无形的行李箱，它巨大、沉重，始终悬在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将我们牵制住。而那个推箱子的男人，正是我们自己。

回到《钓鱼比赛》这本集子，同名小说《钓鱼比赛》写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推箱子的人”。主人公马德人到中年，事业失败，婚姻平淡，生活几乎没有一样是如意的，他迷上了钓鱼。他的妻子、朋友并不理解，总在背后议论钓鱼有什么意思。是的，钓鱼有什么意思呢？从这引申开去，工作有什么意思？生活有什么意思？《水下飞行员》关注的也是这一类人，甚至人物名字都一样，也叫马德，只是与他试图“把箱子推上行李架”的方式不同，他不是钓鱼，而是潜水。他每天下班也不回家，直接去江河里潜水，在水下思考，幻想自己是一条鱼，离开嘈杂喧哗的人间，生活到安静的水底去。最终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他在拍婚纱照时潜入了汹涌的江水之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是《未接来电》里抱着幼儿半夜奔走的苏枚，《好像要下雪了》中失去爱情的杨泥，《魔术师》里梦想变身魔术师的王飞。生活如一张无形大网，这些人物或困于各种现实境遇，或被地位、欲望、情感、过往等无形之物所困，但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尝试用各种办法“把箱子推上行李架”，重新夺回对生活、命运的掌控力。

我还写了好几个以“老漂族”为主题的故事。《水怪》是较早的一篇，故事脱胎于我的个人生活经历。有了孩子之后，我把母亲接进城帮忙带孩子。到今年她在城里生活已有七年，依然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反而显得愈发孤独。在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老漂族”，他们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老了离开故土进城照看孙辈，负责接送孩子、买菜做饭、包揽其他家务，类似于免费保姆和家政服务员。在家庭内部，他们没有话语权，跟子女存在生活观念冲突，难以融入家庭。在社会层面，他们大部分没有文化，没有社保、退休金，跟城市老人相比“低人一等”，缺乏获得感、安全感。然而，出于对子女的责任，他们又回不到农村里去，成为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弱势群体。“等把孩子带大，我就回去了。”这是我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当听她这样说，我心里特别难受、羞愧，于是我想好好写写这一类人群。

小说写的是一言难尽。以往我写东西时想得少，有了点子，有了故事雏形，哪怕是一个触动人心的影子，埋头就写，写完总显得寡淡，少了意味。最近半年来，我感觉写作变得艰难。常常有了点子，设定好了人物关系和故事走向，万事俱备，但总是犹豫不决，不敢动笔。当然，慢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些东西就是慢慢等来的。最近手头有个短篇一直卡壳，久攻不下，缺一个核心零部件，挑来换去都难以匹配。前不久，参加文友的新书分享会，他在现场讲了一个细节，我当场被击中，马上回去修改，果然与故事高度匹配。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说，我们写作的原因与做梦如出一辙，写作者为了探索现实背后隐秘的意义而有意识地编排和重组现实，称得上是严肃的做梦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借助小说写作，我们可以把固定的、有限的人生经历重新洗牌、反复拆解编排，能够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一道，去构建五彩斑斓的世界和无穷无尽的人生样态。人生之路千万条，我们最终选择的仅此一条，况且还有很多人无法自己选择，但是文学可以，小说可以。我想，这也算是写作的意义之一吧。

无论如何，希望今后能多写一点，写得好一些，努力做一个严肃的做梦者，也做一个“拼尽全力把箱子推上行李架的人”。

编辑：韦亦玮复审：黄慧华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