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河池经验 - 广西民族报网

　　作家群是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划分的标准主要有地域、题材、代际，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都有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有的是一种松散的团体，也有的可能形成了一种风格和流派。河池作家群中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重要文学奖项获得者多，河池作家的作品质量也很高，所以河池作家群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也是中国文学地方性写作的样板和标本。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指出：“河池作家群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不同于河南南阳作家群、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云南昭通作家群，河池作家群有它自身的定位和特色。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从文学上来讨论，“河池作家群越来越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它有自己的特点，既有代际传承，历史久远，其中的作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是多民族团结交融的作家群体，已成为“新南方写作”最独特的力量。

　　河池作家群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南方文坛》副主编曾攀，何平等都强调了河池作家群的“审美共同体”性质。曾攀阐述了安德森“共同体”的定义，认为河池作家群建立在对家乡故土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学的信仰之上。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张柱林认为，河池作家群虽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

　　河池作家的文脉传承与作家们的胎记

　　河池作家群的历史文化源流、文脉传承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一环，不同专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作家》杂志社主编宗仁发将河池作家群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周钢鸣，然后代代相传，从未间断，直到现在的这一批河池作家。何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家群不宜无限地追寻自己的文脉，虽然黄庭坚曾经在河池生活过，但显然和今天的河池作家群没有必然的联系，讨论作家群时，应该考虑它文脉的传统和可持续性。为此，他认为应该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视为河池作家群的出发点，比如潘琦、聂震宁、杨克、蓝怀昌，再到东西、鬼子、凡一平、李约热、红日，这一批作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具有现代性。他们带动了田湘、黄土路、莫景春、何述强、杨合、又见、宋先周、费城、牛依河等一大批作家的写作。

　　河池作家群之所以在中国文坛熠熠生辉，得益于河池独特的地理、文化，以及生活体验，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说：“每个作家都是有胎记的，这个胎记就是你成长的故乡、写作的基因与秘密。”由于异质性经验的介入，河池作家的作品充满魅力，引人遐想。聂震宁的《长乐》就是以宜州为背景，表现了小县城的文化心理。东西本人的创作也受到故乡创伤性经验的启发。另一方面，河池作家群也得益于河池多民族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里有壮、汉、瑶、苗、仫佬、毛南、水等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石一宁认为，多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启发，使“河池作家群的创作呈现了多民族丰富多彩的风情和风貌。”东西的散文《我的第一种异质文化》就涉及到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带来的创作灵感和写作个性。

　　河池作家在创作上会不断平衡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收获》杂志社副主编钟红明在研讨会上认为，河池作家群不是以某种一致的文学观念聚集的，而是充盈着向心力和写作的内在指引。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花城》杂志社原主编田瑛等也提到，河池作家群作为一个地域作家群，还有一个文坛的领袖和标杆，即东西。云南作协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潘灵也认为，“东西一开始就以偶像的身份存在于文学事件之中。”在共性上，“他们的作品基于生活本身，具有某种先锋性”，由于作品充满生活的质感，“很容易唤起一种共情的能力”，他们扎根故乡，书写谷里、瓦城、上岭等地方，塑造精神的原乡。

　　河池作家群扎根于河池，而河池学院则是这一区域的文化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凡一平肯定了河池学院给予他的力量与支持，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 “河池学院一直是一座坚实的靠山，为我遮风挡雨，三年的大学生活确立了我人生的方向：当一个作家。”很多河池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河池学院的培育、鼓励和扶持。总的来说，他们的创作表现了从河池出发，走出南方，然后重返故乡的路径和模式。

　　在作家群中，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特的，因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业。在个性上，阎晶明指出，东西的创作就是一种向内转的心灵化写作，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再到《回响》，都具有一致的内核。何平则提到，凡一平2013年开始创作《上岭村的谋杀案》，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构建了上岭村的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版图，以此为原点，创作了《顶牛爷百岁史》《四季书》《上岭恋人》《上岭裁缝》等一系列小说。鬼子的长篇小说新作《买话》则将“荒诞”的经验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并且书写了“重返乡村”这样的主题。卓今在谈到河池作家群的特征时，强调了题材的叠加性，也指出了身份的叠加，例如其中的翔虹既是作家，又是政府官员，《过节》《青春裂》等作品都着力于表现“新时代地域文学的最大特征”。

　　河池作家群的可持续发展

　　河池作家群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与会专家认为河池作家群的后备力量尚需加强。留守河池的作家，河池市文联主席红日感叹河池作家群的后备力量较薄弱，担忧难以挖掘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东西也认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应该受到重视和关注，甚至“恨不得拔苗助长，恨不得马上发现一个作家就把他推上神坛”。但他也指出，一些作家不愿意接受困难，没有意识到“少年时恰当的困难，是最好的老师。”张柱林则回顾了1994年在河池学院召开“凡一平、东西（田代琳）研讨会”时的情形，如今30年过去，与会专家和学者谈得较多的依旧是东西和凡一平，他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其他的河池作家，让文学的火炬一直传递下去。

　　面对河池作家群的不俗成绩，专家们在总结其特征和经验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促进河池作家群可持续发展的意见。阎晶明认为，东西30多年对写作的坚持，这种精神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验。他还提出，为了进一步扩大河池作家群的影响力，应立足河池学院，通过学术研究、教学改革，以及与地方党委政府定期开展联动，促进河池作家群的发展。石一宁则把脉河池作家群的短板和弱项，认为应该对报告文学写作的提升制定针对性的计划和举措。广西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蒋锦璐说，“河池作家群已成为一组群像的拓影浮雕，成为地域文化境界的深层，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银建军指出，河池市委市人民政府应基于河池作家群的突出成绩，将河池打造成广西的“作家之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服务于人民。不少专家还建议，河池作家群要深度参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参与现代化建设，着力打造河池作家群的文化品牌。

编辑：韦亦玮复审：黄慧华终审：蒙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