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给了我另外一种生活，充实而浪漫

　　莫景春，广西环江人，毛南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曾在《民族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美文》等全国文学刊物发表散文数十万字。有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等各种选本，曾荣获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出版有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歌落满坡》等。

　　莫柳信：您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不只是一本传统的描写风景的散文，更多的是您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说起故乡，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莫景春：我的故乡很安详，坐落在大山脚下，山上长着高大的树木，村里流着潺潺的溪水，村前是广阔碧绿的田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子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如今瓦房变楼房，泥路硬化成水泥路。尽管在外工作，我还是会时常回家住。村中风气很好，乡亲们勤劳善良、团结友爱，遇到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来帮忙，从不打架斗殴。

　　其实这本散文集纯粹写景的篇章没有多少，我只是借助花草树木石头等故乡特有的景物表达了对农村发展的思考，融入民族性、人性等深层次的东西，比如写母亲爱花，花只是一个农村老人对于养育生命感悟的寄托；写石头，只是想表现生活在大山深处恶劣环境里的乡亲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书里一句“其实，再硬的石头也硬不过一个民族的灵魂”便是表达我对乡亲们创造幸福生活的敬意。《被风吹过的村庄》中的“风”其实是寓意敬畏之风、教育之风、改革之风。

　　莫柳信：您在《那飘忽的童年》《老屋》《梦里故乡》等作品中掺杂了许多童年的记忆，您的童年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

　　莫景春：童年于我而言，恰似一坛发了酵的酒，它不断地将香气散发到作品中，只是我更多地融入了成年的体验，童年生活应该是很多写作者的创作宝库。文学作品一般要跟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它要挖掘埋藏在作者心里很久的东西，就像酿酒一样，历久弥香。

　　我爱上写作应该是从考入巴马民族师范学校开始的，因为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职业都已经指定好了。我作为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能够成为吃皇粮的人，已经很满足了。当时师范学校课程安排比较轻松，学习之余，我不知不觉迷上了文学，平时喜欢看一些感情真挚、语言优美的散文，看多之后，就有写的冲动。写出来后就到处乱投稿，没想到有些文章发表了，甚至还在一些征文比赛中获得好成绩，这对我鼓励非常大。工作后，也陆陆续续地写，断断续续地发表，从未间断过。后来我不断参加自学考试、成人考试，一直到2002年参加全国联考，考入北师大攻读语文教育硕士。真正进入文学创作的阶段，应该是从我参加了2009年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在北京举办的民族作家培训班，系列名家的讲座让我获益匪浅，并催生了更强烈的创作欲望。期间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创作水平才有了一定的提高。

　　莫柳信：您的散文语言优美而又不加雕饰，如同流水般的行文独具一格，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您的母语是毛南语，但您并不是用母语写作，您是怎样处理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关系的？

　　莫景春：我十六岁进入师范学校就读时，才正式开始学汉语，之前都讲毛南语和壮语。语言的转换常常阻碍了表达的流畅。我只能通过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形成比较顺畅的汉语思维，才开始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也注意积累母语对应汉语的特殊表达，尽可能保持母语里的民族性和原味。

　　莫柳信：2020年，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毛南族也实现了整族脱贫，您作为一名毛南族作家，其实也是民族的代言人之一，您有什么感想？

　　莫景春：我向来敬佩乡亲们的坚韧和勤劳。正因为有了父辈的勤劳和勤俭，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安逸生活。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乡亲们更是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种果养蚕。家乡的面貌日新月异，焕发出活力和生机：家乡的山成了“世界自然遗产地”，家乡的水流到大都市的千家万户，毛南族不再深藏闺中，而是风姿绰约地走向外面的世界。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没有时代的召唤，我们怎会有如此美好的生活？作为民族作家，我有责任去传承和表达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挖掘美好的元素，加以发扬光大，同时警惕丑恶的东西，要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表达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莫柳信：毛南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涌现出谭自安、孟学祥等民族作家，您的写作受过他们的影响吗？作为毛南族作家，应该如何挖掘更多的毛南族文化题材？比如肥套，傩面舞等。您在《喊魂》里讲到人不小心就会“丢魂”，进而就会去“喊魂”，包括桂婆前后帮别人的“喊魂”到自己的“丢魂”的经历，这就是毛南族的民族记忆吧？

　　莫景春：自安兄和学祥兄都是写小说的，我也曾借鉴过他们的一些写作手法，他们两位仁兄也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很多鼓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即独特的生命理解和审美体验。我们毛南族认为万物有灵：村头桥头的树不能随意砍伐、剪枝，那是触犯神灵的；背小孩过荒野之处，一定要在背带上插锋利的芒草，以警邪恶之鬼，“找魂”仪式在乡村还时有进行。这些习俗都表达着民族的信仰，凝聚着本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理念。这些风俗习惯在岁月的积淀中慢慢形成了民族记忆。这些民族记忆是深沉的，隐藏在内心深处，外族人不一定理解，得借助一定的风物和人物来表现。同时，这些民族记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当然，在发掘这些类似于“灵魂”的东西时，一定要运用辩证的眼光，弘扬真善美，给人以一种信心和希望，切不可以猎奇的心态，陷入迷茫和困惑。

　　莫柳信：在写作上得到了肯定，但您仍坚守在教学一线上，繁忙的教学工作并没有消减您的创作热情，您是如何处理好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莫景春：教学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上好课，教好学生，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最近六年来，我一直担任高三教学任务，考试改卷，辅导讲课，我一刻都不敢怠慢。学生考上理想的大学，开始人生新征程，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寻找另一种快乐——写作的快乐。语文教学与写作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语文试卷里有文学作品阅读题，这恰好是我的兴趣所在。作家们所写的跟我理解的有相通之处，有时候我的散文也被编成了语文考试题。作文的辅导也是如此，写作思维让我对写作文有自己的理解，形成清晰的思路，教授学生的时候自然顺畅。

　　至于时间的分配，我是“公私分明”的。上午有课，我集中精力把备课、改卷、辅导等教学任务完成。下午我就在进行文学创作或者文学阅读，两者互不干扰。总之，每天除了教学任务，我都安排出或上午或下午或晚上的整段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莫柳信：您在《背影》里写到自己是一介整日埋在书堆里的书生，您在闲暇时会读哪些作品？您能谈谈自己的阅读吗？作为人民教师，您是如何向您的学生推荐阅读作品的？

　　莫景春：随着写作的深入，阅读范围在不断扩大。之前，因为专注于散文，所以主要阅读于坚、余秋雨、刘亮程、张锐锋等一些国内作家的散文。后来感觉阅读面有些狭窄，于是渐渐扩大到雷平阳、格丽克等诗人的诗歌，还有余华、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特别是外国作家比如卡夫卡、福克纳、卡尔维诺等的经典作品，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故事的叙事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是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后，再把有意义有趣的部分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推荐学生阅读这些经典，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文学的魅力，真真正正地爱上语文。可以说，我的语文课很多学生是喜欢听的，我也推荐了他们的很多作文到刊物上发表了。

　　莫柳信：在《抓土》《玉米地》等作品里，都记载了家乡和童年的记忆，您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成长，求学之路应该也很艰辛吧？在这过程中您是怎样把写作坚持下来的？文学带给了您什么？

　　莫景春：前面说了，因为起点低，所以工作后压力特别大。从专科到研究生毕业，都是在自学和业余学习中完成的，特别是学习外语，更是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中文专业的学业要求让我带着任务去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提升了我的文学素养，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慢慢地，我就离不开文学了。有了快乐，不知不觉地就坚持不懈了。文学给了我另外一种生活，充实而浪漫，也让给我认识了另外一批朋友，真诚而善良。

　　莫柳信：您的作品《进城的石头》以及《下乡的白菜》，描写了石头和白菜各自遭受的不同境遇以及命运轨迹，这与您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吗？

　　莫景春：它们的遭遇确实是我现实生活的反映。在老家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家里的中老年人只能耕种一两亩村前的田地，或者种点桑养点蚕，保证够吃够用，其余的田地都流转承包给了老板种果种树，菜地没有了，回老家还得从城里买青菜回去。另外，有些没知识没技术的乡亲进城打工，境遇也是艰难的，这也是现实。我之所以把这些并非亮色的东西写出来，一是因为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二是警示乡村振兴如何向好的方面发展。

　　莫柳信：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您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莫景春：获奖只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我正在结合自己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来的经历，计划用较为生动的语言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抒写出来，也许能引起人们对语文教育及人性教育的深度思考，然后将把笔触伸入到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学写我们这方水土的文化散文。

编辑：实习生廖思慧 m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