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现实主义的“大石山”文学

　　红日：我老家那个屯叫玉纳屯，“纳”是壮语“稻田”的意思，可是我家乡的土地只能种玉米和红薯，种不了水稻，玉米和红薯是我小时候的主食。我记得读书的时候，在学校一周的伙食是3斤玉米粉和3斤红薯，也就是说有一半时间吃煮红薯，一半时间吃玉米饭。那时正是我长身体的时候，严重的饥饿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电影剧本《秀美人生》里给男主角阿布写了这样一句台词：“我不吃红薯了，当年我拼命读书，就是为了将来不再吃红薯。”将来不再吃红薯，真的是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奋斗目标。都安很多作家和我一样，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经历过饥饿，所以玉米和红薯一直是我们的创作主题，凡一平老师有一本散文集就叫做《追飞机的玉米人》。

　　韦秀满：您的《同意报销》由《报废》《报销》《报道》三部反映职场的中篇小说组成，它们围绕文联这个系统，写了“三公”问题中的公车改革、公务费报销以及扶贫对口援助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三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八项规定”后招待问题也得到了逐步扭转，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可以说三部小说的切入点都很有时代性，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有所期待？

　　红日：这三部中篇小说确实都是写文联系统的故事，《报废》写文联换车问题，《报销》写文联报账问题，《报道》写文联扶贫工作。这三部小说写的三个故事，实际上就是呼吁单位平等和干部平等；呼唤一种没有特权没有腐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如果说期待，这就是我的期待。比较欣慰的是，如今我的期待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韦秀满：《同意报销》以文联工作为背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文联这个“前列腺”部门的故事，讽刺了某些政府人员的教条主义、人浮于事、明争暗斗、热衷作秀等行为。在《报销》中用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的段子，读后感觉与作者达成了某种默契，有种对上了“暗号”的快感。《报道》中重点讨论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过去用报纸来曝光问题，现在大多是用网络“维权”，很多走正规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在网络上闹大，马上就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小人物提供了更多维权的渠道。您有没有计划再写一本这方面题材的作品？

　　红日：目前手头创作任务比较重，还没这方面的计划，我刚创作完成两部长篇报告文学《日子越过越红火》和《美丽山花》，大概于今年7月出版。《日子越过越红火》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过的环江毛南族整族脱贫的故事。《美丽山花》记录大化瑶族自治县19位农村女共产党员的风采，这19朵美丽山花，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我接下来计划创作的作品，主要以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为题材。

　　韦秀满：2015年，您曾在河城县天马乡红山村驻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在驻村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您又是如何将驻村的经历转换为小说？作为一名脱贫攻坚战的亲历者、记录者您的感受是什么？

　　红日：河城县天马乡红山村其实是我在小说《驻村笔记》里虚构的地点，实际上我驻村的真实地点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驻村期间最大的感受是：驻村第一书记太不容易了。驻村最大的困难是：脱贫攻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都需要驻村第一书记去一一去克服。

　　驻村期间，我和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一道参与了贫困户识别评估、填写表格、建档立卡、培育产业、移民搬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迎接检查督查验收等等全过程。我白天工作，晚上写作，驻村结束时，我也完成了长篇小说《驻村笔记》的创作。2017年《小说月报·原创版》第7、第8期连载这部小说，同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发表出版后，在广大基层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并进入全国农家书屋。2019年《驻村笔记》荣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20年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些既是评委对我这部作品题材和质量的认可，也是对我个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的充分肯定。

　　驻村让我看到精准扶贫的真实场景，也看到精准扶贫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贫困户分数线尚未公布时，我在村里看到的是一种眼神。分数线出来后，我看到两种甚至是三种以上的眼神，这些眼神常常令我彻夜难眠。驻村让我看到了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长什么模样，他们真实的形象是什么。现实中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身穿红马甲，一身疲惫，满眼血丝。他们有的辞别娇妻幼儿，有的把父母托付给亲戚邻居，毅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他们连吃饭的时候都要打电话接电话，汇报一个又一个数据，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用心做事，倾情为民，为群众铺路搭桥，盖房蓄水。他们帮助贫困户就业找门路，自己的配偶却在家待业。他们千方百计动员贫困户搬迁到宽敞明亮的异地安置点，自己却只能住在阴暗的出租房里。他们一年见不到几次父母，却天天见到贫困户。他们把村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驻村工作当作家务事来做。这些场景除了写进《驻村笔记》，也还写进了电影剧本《秀美人生》里。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积淀多少故事。驻村激发了《驻村笔记》的创作灵感，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拓宽了创作视野，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思想上得到了洗礼，艺术上得到了升华。

　　韦秀满：您的小说无论是《文联三部曲》，还是《驻村笔记》，都是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读者能感受到作品中活生生的现实，您觉得一位写作者应该与现实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红日：作家一定要关注生活，要想方设法深入生活。但是，作家在记录生活、书写生活时，又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生活，而是要来料加工，重新提炼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作家必须是个“烹饪高手”。

　　韦秀满：作为一位瑶族作家您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驻村笔记》中我也读到几个少数民族身份的人物，如道公吴海龙、胡宗强。请问瑶族身份对您的写作会有影响吗？

　　红日：我的创作从来没有刻意以瑶族身份去量身订制，也没有因为是瑶族或者少数民族而束缚自己的想象或思维。我从不刻意强调自己的瑶族身份，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全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丰富的中华文化。至于小说中写到的瑶族道公师公，那些都是我身边真实的人和事，我也没有刻意回避，我的小说通常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

　　韦秀满：您获得“骏马奖”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获奖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对未来创作有什么打算？

　　红日：《驻村笔记》获得“骏马奖”，我首先要感谢评委对我的关爱！感谢读者对我的厚爱！还要特别感谢河池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领导对我的关怀和培养。组织于我可谓恩同再造。这并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我内心的肺腑之言。2002年，组织把我从都安瑶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提拔到河池日报社担任副总编辑。能够提拔有很多因素，最主要是组织对我文字表达能力的肯定。我成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签约作家后，组织又把我调到河池市文联担任副主席，让我拥有更宽裕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恢复中断多年的文学创作，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表达。我被鲁迅文学院作家高级研讨班录取后，在向市委提交申请报告时，一想到要离开岗位4个多月，心里觉得忐忑不安，没想到市委主要领导看了报告大笔一挥，同意我到鲁院脱产学习。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从鲁院学成归来后陆续发表的。这些年来，市委领导一直鼓励我多深入生活，多写出反映时代心声的精品力作。2019年秋天，我到天津领奖时，何辛幸书记第一时间给我发短信：“热烈祝贺《驻村笔记》荣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你的获奖感言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手捧奖杯从台上回到座位，第一眼看到何书记的祝贺短信，泪水顿时湿润了我的双眼……这些年来，市委领导对我这个作家确实厚爱有加。正因为我工作生活在河池这片文学沃土上，正因为我拥有这样一个温馨和谐的创作环境，天时地利人和，我都拥有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当前，我们正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围绕这两个重大时间节点开展重点文学创作，用心用情打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品之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文学工作者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传承好、发展好，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给老艺术家黄婉秋的回信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我们要切实增强推进重点文学创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聚焦主题、选好题材、讲好故事，努力推出更多体现历史高度、彰显时代精神的文学精品。

　　总之，我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心连心，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力作，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秀的文学答卷。

　　【作家简介】

　　红日，本名潘红日，瑶族，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2届少数民族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民族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作家》《花城》《江南》《芳草》《长江文艺》《广西文学》《红豆》等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述职报告》《驻村笔记》《请君入席》和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说事》《同意报销》《钓鱼》等4部。作品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七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2019《民族文学》年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花山奖”·创新奖、广西年度作家奖、《广西文学》青年文学奖等。电影《秀美人生》编剧之一。

编辑：实习生吴湘萍 m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