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互依：清代广西各民族“三交”的深层动力

清朝通过灵活务实的财税政策，在宏观层面保障边疆各族群众的基本生存需求，为更广泛的经济互动奠定基础。顺治十六年（1659年），就有因荒年免除广西特定州县税费的情况。《清世祖实录》载：“免广西临桂县草场十四、五、六年分包荒税银，永宁州临桂、灵川，永福、义宁等县废藩田租银米。”康熙年间，也多次免除广西钱粮之税。《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指出，“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俱属边地，土壤硗瘠，民生艰苦，与腹内舟车辐辏，得以广资生计者不同”，因此朝廷屡施恩恤，“广西省康熙十六年通省钱粮，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钱粮。……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应征地丁银米，著通行蠲免。”类似这样的免税，在清朝历史中不是个例。这些根据年景收入减免税收的措施，缓解了广西各族群众的生存压力，增强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地方官员也时常依据当地具体情况上奏请旨免除税费。《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广东巡抚杨永斌疏请合浦县、钦州并各属未复额内难垦税亩，照合浦县下则税额减半，每亩编征银一分二厘。额外难垦税亩，照香山等县斥卤田税，每亩科米四合二勺八抄，征银四厘六毫四丝。”同年，为减少苛捐杂税，地方官员也针对具体的物产进行减税请旨：“广西巡抚金鉷疏请革桂林厂杂税项下食物、草蒜、灰面并牛只等一十四条，北流县临江厂地豆、西瓜、茭笋、菱角、冬瓜、笔、墨、砚、石灰等九条。”

清朝重视发展桑蚕业，广西官员也积极推动桑蚕业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年），沈秉成任广西巡抚。来自江南桑蚕之乡的沈秉成积极推广桑蚕技术，并编撰有《蚕桑辑要》，语言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沈秉成在广西任职的两年间，当地的桑蚕业得到了显著发展。《清德宗实录》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西桑蚕业发展颇有成效，为更好地促进其发展与经济增长，广西巡抚马丕瑶奏：“广西蚕桑办有成效，请豁免䌷（绸）匹税厘，并酌保出力官绅。”光绪帝批准免除广西新出绸匹税厘，并同意从办理有效的官绅中择优保举。

清朝因地制宜调整税收政策、减免税费，支持广西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这些举措从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深度融入全国市场，为各民族在共同的市场中实现利益共享、情感互通奠定了制度基础。

水陆并进的交通网络

广西全境多数喀斯特地貌，崖壁陡峭，险滩密布，群山阻隔，交通不便。清朝将疏通水道、开辟驿路视为经略边疆、巩固统一的重要举措。《广西通志》载，雍乾时期，朝廷着力开辟都柳江航道，使其“下达柳州”，成为“黔粤之血脉”。《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张之洞奏请整治桂林至梧州“滩石林立”的广江，指出“利涉同占，似于商情民命均有裨益”。开凿于秦代的灵渠，在清代继续发挥北连湖南、西接贵州的重要航道作用，为广西及周边区域的发展与各民族交往提供了交通条件。

这些由国家主导的交通建设，打开了广西较为封闭的山河局限。水路与官道的延伸，便利了“京局所铸新钱”“湖广米粮”等物资调入，满足了“兵饷民食”需要，也将分散于“深冲复岭”“冥岩奥谷”中的壮、瑶、苗、侗等各族村寨，与区域性市场中心以及跨省贸易网络连接起来，使得人员、货物、信息的流动愈发频繁，促进了边疆内部、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互动。

跨域共享的经济资源

在交通网络整合与通行基础上，清代广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多体现于盐、米、山货等重要物资的跨区域流转之中。这种物资流转催生了各民族间保障生计的交换网络，密切了在交换实践中产生的共同利益，培育出朴素的经济共同体意识。

食盐，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其流动路线体现了各民族互动与经济联结。《广西通志》记载，广西食盐“皆取给于粤东”，朝廷通过“官运官销”或调控商运，尽力保障供给，甚至特谕减价，施惠百姓。沿海的盐产通过东西向商路，深入广西腹地乃至黔南一带，成为连接壮乡苗寨与外部市场的重要商品。然而，纯粹的官营难以完全适应复杂的地方社会，于是，朝廷允许运盐官员“许私带十之一，谓之商盐，与官盐搭配出售”，其盈余用以补贴地方。朝廷还特别准许南宁等府的土司领销的盐斤“仍归官运”，以保障供应。可见，盐的流动成为一条连接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纽带，进一步将各民族生产生活必需品纳入国家调控的统一市场之中。

稻米，是广西各民族长期耕种的农作物。《清世宗实录》记载，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于广西之米”，逐渐产生了“西米东输”的稳定供应链，形成了区域经济互补的格局。尽管有的地方官员或因“疆界之见”产生矛盾，如雍正年间，广东巡抚杨文乾欲多运广西米粮，广西巡抚韩良辅则欲“留贮于本省”，保障本地粮价平稳，但朝廷始终强调“一省米谷不敷，自然接济于邻省，有无相通，古今之义”，推动米粮在区域间调剂。朝廷在广西梧州等关键口岸对大宗米贩进行“酌行抽买，以实仓贮”的调控，平衡保障流通与维护地方需求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区域间经济联系。

在国家主导的盐粮等大宗货物的流通之外，最直接、最普遍的民间经济往来也发生于各民族物产交换之中。广西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物产，成为瑶、壮、苗等民族连通外界的重要资源。《广西通志》记载，瑶族“有蜂蜜、黄蜡、香菌、山笋，货以易食”，富川瑶族“多种绵花、豆、麦、苎麻及烧灰炭以市利，县之屋宇，薪爨待鬻焉”，永福瑶族“出货其山间麋鹿皮及木菌陵香”。这些山货、药材、手工品，是居住在山区的各民族换取食盐、铁器、布匹等必需品的重要物资。贸易的发生地，常常是那些因交通改善而兴起的“墟市”，或如“通济桥左右”这样的固定交易点。在这里，出现了“其人交易以货，不问识否”的现象。经济上的互通有无与频繁往来，也成为了推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与文化交融的内生动力。

清代广西的历史发展表明，各民族在共同的地理空间中，通过国家建构的交通网络与自发形成的交换市场网络，围绕着盐、米、山货等基本生计物资，结成了较为紧密的经济互嵌关系。这一互嵌形式不断深入各族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使其交往更为频繁深入，为更深层次的文化交融、心理认同提供了持续的物质动力与经济基础。这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在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作者简介：罗彩娟，东北大学民族学学院教授；韦叶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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