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承人梁良：传拓碑刻赓续文明

　　拓片制作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历史，然而少数民族碑刻拓本至今少之又少。梁良是一名自由摄影师，他凭着个人爱好和执着，用心传承和弘扬民族民间碑刻文化，他和他的伙伴们走遍湘黔桂三省（区）交汇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岭岭，拓印侗族民间碑刻，从2010年至今12年间拓印侗族各类石碑、摩崖石刻等近400通（处），极大丰富了侗族碑刻的拓片资源。

今年6月中旬，梁良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里朝村里朝屯的一座山上拓印“辞路免行”警示石碑。（受访者供图）

　　“我要把古碑拓下来”

　　梁良是个“70后”，中等个头，身形有些消瘦，平时话语不多，在柳州市经营一家艺术馆——柳州良仓艺术馆，业务范围有摄影、书法培训等。在柳州，他的摄影作品名气不小。他拍摄的侗寨、鼓楼、风雨桥等，清晰、宁静而有神韵，让人眼前一亮。

　　梁良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兵，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大江南北地迁移，父亲对他影响非常大。“我爸比较喜欢文艺，他也算是一个书法家。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我爸把我关在家里，让我照着画谱自己画画。”梁良说。

　　1993年，梁良读高三后没有走进高考考场，而是走上社会，做起了摄影。

　　2000年，27岁的梁良受同学邀请一起做侗族建筑摄影，相约在30岁前出版一本侗族建筑画册，但梁良越拍越觉得拍得不够好，觉得去的地方还不够多，总是想更圆满一些，由此，他专注于侗族建筑拍摄，一拍就是十多年。

　　梁良用黑白胶片和大画幅相机做侗族建筑摄影， 2010年，他在拍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锅冲乡的“兵书阁”时，看到建筑内部有两通古碑，正在纠结是否拍照时，同行的老师说：“拓下来，更好！”这一声，瞬间拨动了梁良的心弦。“我要把古碑拓下来”这个声音在梁良心头回荡，从此，梁良走上翻越崇山峻岭，拓印少数民族碑刻的艰辛之路。

梁良与同伴在距离江面20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拓印大藤峡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

　　“基本上是又快又好的状态”

　　拓印是一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它是用宣纸和墨汁经过拍打，将石刻、木刻、砖瓦等器物上面的文字、图案摹印下来，形成有清晰图案或文字的纸质作品，这种纸质作品就叫拓片。

　　梁良刚开始接触拓印的时候不得要领，拓印效果不理想。于是，他把自己沉到拓印的书籍里，还跟着传拓名家的教程学习。“中国国家图书馆出了一本《中国传拓技艺图典》，那里面基本上汇编了中国比较好的传世拓本，我就以这本书作为参照，拓得像这个样子的，算是最好的了。”经过不断地学习与锤炼，梁良的拓印技艺越来越精湛。

　　石碑、墓碣大多在旷野中，经过千百年的日晒雨淋，苔藓斑驳，字迹漫漶。梁良他们每一次拓印，都要先把碑石上的尘埃、污物和攀附在碑石上的枯藤苍苔清除干净，特别是风化剥蚀严重和刻痕浅细模糊的石碑，更是细心清洁后才开始拓印。

　　梁良说，拓印一通石碑，要经过洗碑、上宣纸、打刷、上墨等工序，2米以内的碑，顺利的话从洗碑到上墨，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石碑大，空气湿度又大的话，也有需要做四五个小时的。梁良说：“现在拓印熟练了，基本上是又快又好的状态。”

　　身处荒山野岭忍饥挨饿和蚊叮虫咬，梁良和他的同伴都习以为常。今年6月中旬，梁良与同伴李先敏到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里朝村里朝屯找一通刻于民国十二年、碑文为“辞路免行”的警示石碑，碰巧有一位村民说在山顶的水沟边见过那通石碑，给他们指了路。“‘辞路免行’的意思是说当时兵荒马乱，车匪路霸常常打劫过路的商贾，所以立碑劝说外地人不要走这条路。”梁良说，上山那天太阳很大，他们上午10点多钟爬到山顶，找到石碑拓印，完成工作时已是下午5点，回到山下才发现中午饭还没吃。

　　几年前，梁良受武宣县文旅局委托，拓印大藤峡摩崖石刻“敕赐永通峡”。“永通峡”是明朝皇帝朱厚照赐名，正德十二年（1517年）刻在大藤峡摩崖上，石刻距离江面20多米，碑高近5米，宽约2米。梁良他们搭了一个脚手架。“脚手架摇摇晃晃的，水也没有，每次都要下到江里打水运到20多米高的工作面。那个工作面爬上爬下很困难，上去了就不想下来。我在脚手架上待了3天，当时也不觉得紧张，下来以后，全身肌肉疼了一个礼拜，因为在高空作业的时候，肌肉是自然绷紧的。”梁良笑呵呵地说。

　　梁良说，一年四季中，拓印最好的时机是秋天，秋高气爽，不热不冷，空气干燥，宣纸附上石碑以后，干得比较快。

梁良在野外测量墓表尺寸。（受访者供图）

　　“寻找、拓印碑刻是一种修行”

　　据梁良介绍，拓片属于金石学范畴，历史悠久。

　　“石碑上的文字、图案印在宣纸上以后，它是另一种美的呈现，拓片其实很美的，有些碑的书法价值很高，对我来讲，拓一通好的碑，比我拍一张好的照片更令人激动。”梁良说。

　　梁良说：“在我们中国，凡是有古建筑的地方都可能有碑刻存在。碑刻大部分是在野外，寻找、拓印碑刻是一种修行。”据他介绍，湘黔桂三省（区）交汇地区的石刻以石碑为主，此外还有庙堂对联、石柱浮雕、摩崖石刻等几种类型，内容涉及乡规民约（侗款）、官方告示、土地纠纷、建筑序文等几大类。

　　为了掌握碑刻的分布情况，梁良花了数年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梁良说，在旷野里寻找古碑不仅要执着，还得“有运气的成分”。今年6月中旬，他与同伴到三江梅林乡石碑村找一通民国时期刻的关于殡葬管理的石碑，“民国时期由于村民乱葬产生土地纠纷，政府就出告示，相当于把法律文书刻在乱坟场”。他们翻越一座山后，在山坳里看到几个种田的老人，老人给他们指了坟场的位置。坟场人迹罕至，几乎无路可行，他们披荆斩棘找到坟场时脊背发凉，眼前杂草荆棘又高又密，向他们飞扑而来的蚊子个大腿长，他们在坟场里来回转了一个半小时，还是找不到那块石碑。梁良的同伴直喊：“运气不好，之前应该请村民帮忙带路。”

　　2010年至2015年，梁良一行主要辗转在湘黔桂三省（区）的侗族地区拓印、摄影。“当时我有一个搭档，他有一辆越野车，我们俩开越野车出去，有时一去就是二三十天，最长的一次去了40天，像是苦行僧。”梁良说。

梁良给碑刻拓制第一道墨。（受访者供图）

　　“做出传世的拓本

　　才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12年来，梁良在拓印上的花费难计其数。他不像别人攒钱买房买车，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在拓印上。

　　“我们除了受有关部门委托做拓印获得一些报酬之外，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回报，以前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担忧地问我，你做这个东西得钱吗？其实拓片本身真的值钱，但我从未售卖过一件拓片。”梁良珍视每一通碑刻，也珍视每一件拓片。梁良说，古碑是文物，拓片也是文物，具有极高的收藏和鉴赏价值，现在拓印都要经过文物管理部门严格审批才能进行。

　　古人刻碑，用意在于不朽和传世。然而时光会老，碑刻也会老，消失是必然的命运。“碑刻是先人智慧与文明的沉淀，我们做拓印就是对这些珍贵的文物进行保护，传给子孙后代，不管有没有回报，我们都要把它做好，做出传世的拓本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梁良自发、自费拓印碑刻的行为，彰显了一个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朴素的责任与使命。

　　2010年，梁良到贵州从江县往洞镇增冲鼓楼拓印一通康熙十一年立的石碑，碑文刻的是侗款，是侗族地区现存的有关法律最古老的石碑。石碑倒在鼓楼里，碑身已经断成两截，梁良反复叮嘱当地人，一定要保护好这通石碑。然而时隔一年，梁良再次在增冲鼓楼看到那通石碑，石碑已断成四截，这事让梁良痛心不已。“不过之前我做了拓印，现在可以通过拓片来复刻这通碑。”梁良的话语里透着欣慰。

　　梁良当初一个人做拓印，后来陆续有志同道合的爱好者加入，现在已有一个8人的固定团队。“李先敏坚持跟我一起做，另外一个小伙子覃超军是公务员，只能利用节假日参与拓印。”梁良说，先后有人加入他们的团队，但因为既辛苦又要自费，很多人做不下去就退出了。

　　梁良的团队分工协作，很多碑文拓下来后几乎没有可参考的资料，但他们钻研史料典籍，慢慢寻找源头，尽可能精确地录字断句。

　　目前梁良正在加紧对已有拓片进行数字化，希望借助数字化向社会展示散落在旷野之中的文物原貌，让更多的人了解、关心、关注古碑拓印及保护工作。

　　他们的辛勤工作与努力的成果，得到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认可、支持，其中侗族地区碑刻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已在进行中。

开基始祖曹荣龙李欧阳潘马蓝龚侯谢十二大姓发源纪念碑拓片。石碑现存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大寨村曹氏宗祠内，保存完好。（受访者供图）

　　后记

　　少数民族地区碑刻记录着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历史，对人类学、民族学、法学、民俗学等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每一通碑刻都是一段历史，梁良团队拓印的近400通碑刻，我们从中窥见各民族开拓进取、生生不息的历史印记，感受灿烂的中华文化，感知传统社会的人文精神，感悟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从而体会各民族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

编辑：韦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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